徐州 扯下了江苏底裤 小花梅如何学习谷爱凌?(组图)

作者：冬之阵 来源：地球知识局

在丰县事件爆出之前，提起江苏，大家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无锡的太湖，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和南京的夫子庙、梧桐树。

江苏，在大多数外省年轻人的眼里，是秀美温婉的，也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

少有人会把贩卖人口，虐待女性，民粹与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表达出在徐州定居的想法。

但在江苏本省老人眼中，徐州丰县惊世骇俗的犯罪行为并不是个例，苏南苏北，从来都不是一个模样。

1999年，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特大拐卖妇女案中，以犯罪分子郑明月、郑明亮为首的犯罪集团，从云贵川等地拐卖妇女再向周围村县批发销售，涉案犯嫌疑人210名，涉及被拐卖妇女560人。

有人说，这些罪恶的根源是贫穷，但其实，从全国经济排名来看，苏北真的不算穷。

苏北遍地百强市

苏北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在狭义的定义中，夹在南北之间的南通、泰州、扬州、六合区应当被算作苏中，苏北囊括的是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5个不靠江的城市。

但在更广义的定义上，过了江就算是苏北，这样除了太湖三兄弟、南京主城区和镇江以外，其他江苏8市就都是苏北了。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具有建设性，不妨就采用狭义的苏北定义，将南通、泰州、扬州三座经济表现更优的城市剔除，只看最靠北的几座城市，放在全国都是什么水平。

舆论中心徐州，是苏北一哥，这座人口将近900万的城市是全国第35个拥有地铁建设资格的城市，基本上是紧随于各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之后。这成为了苏北人民用以论证苏北近年来逐渐发达的有力证据。

但当年徐州申建地铁的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号）》，标准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这是十多年前的标准，并不难达到，单独作为论点比较单薄。



但徐州确实不穷，去年GDP达到6755亿元，在江苏省内排第六，对得起苏北老大哥的身份。而放在全国，徐州GDP总量超过的省区包括海南、宁夏、青海、西藏，虽然都是中西部边缘省区，人口稀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但能以一市敌一省，这排面是赚足了。

在省内，同属苏北的盐城紧随徐州之后，也同样力压这四个省区，总量更是比扬州和泰州两座苏中城市高，从城市角度来说不占劣势。



而如果将其放在城市列表中也会发现，苏北强市对上一些强省会都不示弱。

曾经代表东北荣光的哈尔滨，去年经济总量6301亿，离徐州还差了一截。而江西省会南昌去年给出的经济答卷仅为5274亿元，而且名义增速也只有5.43%。



即使是在省内吊车尾的宿迁和连云港两兄弟，虽然在区域内广受诟病，但只要走出江苏放眼全国，两市就乐了。去年的全省倒数第一是宿迁，GDP总量为2750亿元，放到中西部，相当于甘肃省会兰州，而且后者还比宿迁略低一些。

事实上，在去年的中国百强市排名中，江苏13市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全部入选。与之相对，老朋友浙江的11个地级市有8个入选，总量上压江苏一头的广东21市更是只有11个入选，将将超过一半。

可见，苏北一点也不穷，甚至还为江苏在经济均衡性上加了不少分。

人均表现高一头

当然GDP是一种工业时代的经济统计方式，仅考虑了名义上的地方产值，但地有大小，人有多寡，单纯的GDP总量无法展示经济发展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要说明苏北在全国范围内的富裕程度，人均GDP可能是一个更有参考意义的数值。

将江苏13市按照人均产值放进全国版图，苏北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徐州的人均GDP比经济第三强省山东略高，而淮安紧随其后，比辽阔的内蒙古和直辖市重庆都高。湖北、陕西两个近年来崛起声浪巨大的网红省份，则夹在盐城、连云港、宿迁的包围之中。从这个侧面看，中部和东部的差距仍然明显。

而在与国内省会强市的城市对比中，苏北城市也不落下风。徐州与合肥持平、淮安与沈阳持平、盐城与昆明持平、连云港与石家庄持平、宿迁与南宁持平。其中合肥、石家庄、南宁近年来的增长势头都很强劲，但对比苏北仍显不足。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步，用对居民生活水平参考价值更高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苏北的发展情况，会看到更令人惊喜的现实。

根据淮安市统计局给出的信息，苏北各市中，盐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一，为29488元，而宿迁最低，为22918元。放在全国，苏北各市介于山东、内蒙古、重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之间，排名末位的宿迁也高于陕西和四川。

这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像陕西和四川这样的省份，是典型的强省会西部省份。根据第一财经2018年对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计算，除银川、西宁两个小省省会（首府）和普遍陷入困局的东北长春、哈尔滨以外，首位度排名5、6、7的正是成都、武汉、西安。

人们对当地省域经济的认知和省域形象的了解，大多来自于省会。而在未能受到省会辐射的广大县市，仍然存在产业单薄、收入低微的地区。相较而言，临近中国发展动力最足的长三角的苏北，已经很好地把握住了承接产能的机会，远离了低总量、低收入的困境，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和遥远的四川山区、陕北高原作比较可能还体现不出差距。如果在小范围内横向比较，苏北城市也还是胜了临近的安徽、山东城市一头。

就拿安徽来说，除了一枝独秀的合肥和二哥芜湖，其他所有安徽城市全面被苏北城市压制，排名第三的马鞍山也还不如苏北最末的宿迁。虽说皖地和江苏本是源出旧江南省的一母同胞，但如今两者的表现也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分。

常有人试图用苏北鲁南来概括江淮地区北部，但苏北鲁南的差距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用人均产值来比较，广义上的鲁南城市临沂、济宁、菏泽、枣庄都弱于苏北倒数第二的连云港，只有日照表现稍好，与淮安在一个水平。然而淮安并没有海岸线，日照却是鲁南在地理上最接近的出海口，两者表现持平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

可见，不仅是和边远地区相比，就算是近距离同类城市横向比较，苏北的位置也很稳固，怎么就穷了呢？  实属对比出伤害

和人际关系一样，苏北的贫穷恶名，还是对比出的伤害。站在苏南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全国都能进百强的苏北兄弟确实是不够看。

不说不知道，既非副省级城市又非计划单列市，也从未抢夺过新一线城市交椅的苏州单拿出来放在全国，其实相当于一个中游省份。其GDP总量介于天津和云南之间，后排还有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贵州等大省。另外南京能独挡新疆，无锡、南通压制了甘肃，均是以一城敌一省的强市。

其实现在苏南GDP都是和国家比了...



如果要比较人均产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则太湖三兄弟和省会南京比北京上海都高出不少，已经是全国顶尖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大致和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智利等国持平，位于国际60名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值和中国大陆平均值，距离发达国家（地区）行列只有一步之遥。

以准发达地区的水平来衡量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自然就让后者显得不值一提。但这并不说明后者真的就是贫穷，只能说前者实在太富了。

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历史原因的积淀。

黄河始终是江淮地区的隐痛，这条不断改道的大河，对中上游居民来说是母亲河，对下游居民来说却是暴君。这一变革始于宋朝，由于宋朝无力管理水利，还做出过三易回河的骚操作，黄河从那时起就经常改道淮河入海。

从今天的河南开始，到山东、皖北、苏北，黄河的扭动毁掉了大片良田，并在当地留下可怖的盐碱地，生产恢复和财富积累极其困难，苏北小农经济时常无以为继，只能南下避难。到了近代，铜瓦厢改道、花园口决堤又相继发生，经济基础最薄弱的苏北贫民又只能涌入苏南和上海。

难民没有财产、没有尊严，离开了本乡本土又缺乏社会道德约束，难免让富裕的南部本地居民产生苏北贫穷、素质差的印象。

苏北人民留下的刻板印象尚未消除，“小花梅”事件再次将江苏的背面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小花梅”事件让我们看到，即便如江苏这样的经济强省，还是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作为后代和后来者，应该有这种勇气和责任，去面对它，承受它，解决它。

罗翔老师前几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的刑罚。

拐卖儿童的基本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收买被拐卖儿童则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在城里抓20只癞蛤蟆就构成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情节严重的，也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正如他所说，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人性尊严高于一切的动物和植物。

有些事，确实得改改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有评论认为，百般苦难仍未尽的小花梅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谷爱凌形成了中国女性命运的冰火两极。在各种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个人努力”显然不是最稀缺的那一个。


谷爱凌已经成为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新自由女神”谷爱凌：当性别平等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作者侯奇江指出，就在北京冬奥会进行的同时，徐州事件的处理尚未结束，百般苦难仍未尽的小花梅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谷爱凌形成了中国女性命运的冰火两极。此外，谷爱凌“在中国时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时就是美国人”的双面国族认同，“美国上学、海淀补习”的折叠式教育路径，“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媒体询问，都点穴般地精准击中当下中国舆论最具话题性的爆点。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

文章说，在各处泛滥的“谷爱凌养成记”的教育技术拆解中，很流行一种女性化的鸡汤，认为“把谷爱凌一切的成绩归因于她的精英教育的人，往往会忽视她鼓励中国女生运动的积极意义。”实际上，谷爱凌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运动员的成绩，并不是每一位拿到金牌的运动员都有相同的媒体热度和商业价值。在各种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个人努力”显然不是最稀缺的那一个。

作者认为，有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下，谷爱凌现象也明显得到了国家的背书——一方面是官媒高强度的正面宣传，另一方面是审查对公开质疑和讨论的清洗。

在阶级和性别之外，大陆舆论最难讨论的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和国族认同在谷爱凌效应中的主导作用。不同运动员引起不同的舆论反应，说明阶级和性别等维度，在民族强弱、国家成败的叙事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