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女儿们：外嫁甚至被拐卖后，现在怎样了？

太阳早早落到山那一边去，天色渐渐变黑。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距离福贡县城四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十来个年轻人正在烤火喝酒。

一根四米长大腿粗的竹子横在堂屋里，一头支在藤编地板上，另一头架在火塘的铁三角架上，一点点烧着。

火堆架靠在墙角，上面挂着熏肉，年轻人围成一个半圆，火势猛时，人就散开些坐，火小了，大家又聚拢起来。一旁摆着两箱大理V8啤酒，和一些塑料包装的鸡爪香干。大家喝着酒，抽着烟，用傈僳语聊着天，把吃空的塑料包装袋扔进火堆里。

这是他们过年期间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因为“小花梅”事件，怒江傈僳族最近被外界关注，村里的年轻人们也在议论，但大家更关心出去打工的事。

一个年轻女孩长得白白净净，抽着烟，一边揉着大腿，上午趁着雨还没落下，她刚上山收拾完了玉米地。她指着一个窝在一边刷抖音的男孩，低声说，“喜欢我的人可多了，他还去我家提过亲，但是我没答应他。”

烤火从下午一点多，到晚上七八点，竹子燃尽了，酒局也散了。再过两天，村里的年轻人都陆续外出打工。像上个世纪村里外嫁的女儿一样，男人们也从西南边陲的这个小村子前往东部沿海省份，不同的是，他们是去出海打渔。

傈僳女儿们纷纷外嫁甚至被拐卖的过往，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隐痛。

“现在爱情比较重要”

普美也坐在一旁烤火，她信教所以不喝酒，就坐在丈夫身边，安安静静地刷着抖音，时不时抬头为大家的玩笑捧场，笑出几声。

她像大多数傈僳族女孩一样，肤色偏黑，高鼻梁、大眼睛，睫毛黑而密。她三年前从隔壁的鹿马登乡嫁过来。在美丽公路2019年底贯通前，普美回娘家，将近二十公里的山路需要走上半天，现在打车二十块就到了。

十八岁中学毕业后，普美去南方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们相识相恋，三年后结了婚。作为一个95后，普美没有经历过怒江上一代最贫穷的生活。她是家中老小，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所以也很受家人宠爱。

普美决定结婚时，父母看小伙子家里条件一般，也没有要彩礼。因为丈夫不信教，两人的婚礼就在村里简单摆了几桌酒席，也没去教堂，普美开玩笑说，“亏了”。

云南傈僳族一对男女互有爱意，却羞于表达，伙伴们就用这种方式助上一把力，成人之美。（ICPhoto 图）

婚后的生活并不繁忙，福贡县的天气相对冷一些，玉米就长一季，春天播种，三个月后收割。收下的玉米轧成粉，用来喂猪，这是唯一的农忙季节。

怒江峡谷有连绵的山，山下下雨，山顶就下雪，耕地很少。远远望去，梯田就像挂在墙壁上，一圈又一圈，窄窄地铺开。普美说，爬山和种玉米一样累。

不用种玉米的时候，她会和公婆一起去打猪草，摘萝卜叶子和大白菜，回来切碎，和煮好的玉米糠一起喂猪，早晚两顿。普美家有两头黑猪，肥的那头是母亲送来的，养了一年多，肚子已经快拖到地上。小的那头是丈夫买来的，又瘦又小，嗷嗷叫着等吃的。

除此之外，她的工作就是带孩子，大儿子上了小学，小学在县城，寄宿制，儿子每周才回来一次。小儿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就在村里，很近。

普美的丈夫每年只有半年时间在家，等到七月，他会和村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去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打工，他们做的都是出海打渔的工作。打渔辛苦，在船上昼夜不分，台风天才会靠岸，才能与家人联系。丈夫说，“那是好大一片海，大概是地球上最大的海。”

普美有不少时间用来玩手机，上网、刷抖音和快手。她高兴的时候，也会拍一段，放着音乐对口形。普美还会计较美颜滤镜是不是太过了，让她显得过分的白，不真实。她很高兴地展示抖音里朋友的评论，“你太皮了。”

普美说，她的朋友都在当地结婚了，现在年轻人或者在喝酒的时候认识，或者通过抖音相识，谈恋爱，没多少人愿意嫁出去了。

村子里的风景很美，村口是平整的美丽公路，山谷里怒江奔腾。普美说，冬天正是水最清的时候，蓝得发绿。到春天，水涨起来，就发灰。到了夏天，就变成混着泥沙的滚滚黄色了。

这个村子大约有四百来户人家，因为靠近福贡县城，比偏远的村子更富裕一些。村长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里都是草屋顶的“千脚落地房”，用竹子在缓坡上扎起来的两层干栏式建筑，第一层储藏柴草，二楼居住。后来草屋顶改成了石棉瓦，如今路修得好，政府还给每户六万元的补贴，大多数人家都修建了水泥的平顶房。

村长回忆，那时候村里可真穷，用乡谚说就是“挣钱无门路，两眼无光芒”，女孩儿纷纷外嫁。嫁到山东的最多，嫁出去的傈僳女人会带着婆家村里的单身男人回来，有适龄的女孩愿意，就直接跟着走了，留给家里几万元的彩礼。至于后来出现拐卖的情况，也是同乡以介绍工作为由把女孩子带出去，卖了就没了音讯。

如今，在夫家过得不好的女人大多回来了，在当地再婚，或者外出打工。村长六十多岁了，也说“现在爱情比较重要”。他的二女儿在四川打工时谈了恋爱，嫁到当地，因为路途实在太远，她结婚几年了，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不回家就是在外面过得好。”村长心里也舍不得女儿远嫁，“但是没办法，他们爱嘛。”

姐姐被拐卖的往事

同村的阿尼2月14日离开村子，在珠海一家灯泡厂打工，每天工作到晚上九点。

阿尼说，自己四五岁时，姐姐不见了，她记事后，姐姐才回来。她问姐姐去哪儿了，姐姐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才告诉她，姐姐被拐卖了。

有人介绍她的姐姐去浙江打工，辗转把她卖到了浙江一个村子。卖了多少钱，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姐姐才15岁，稀里糊涂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结婚证也没有。丈夫比她大很多，上面还有九个姐姐。丈夫被姐姐们保护得很好，只要两个人有口角，丈夫就打她，姐姐们也会来骂她。

阿尼的姐姐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打骂也没断过。姐姐逃跑过一次，跑到县城瞎转悠，被孩子的姑姑和姑父追到拉回家，挨了一顿打，用铁链子拴在家里。

等儿子长大了一些，姐姐才找到机会逃出来，她找村里的朋友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车票回到了福贡。在家的日子里，阿尼的父亲老劝她，“在那儿已经有娃娃了，还是回去吧。”



2015年9月15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同乐村，当地人还保留着傈僳族最原始的生活方式。（CNSphoto 图）

阿尼很震惊，姐姐竟然听了父亲的劝，在家待了几个月后，又回去浙江的夫家。不过，过了一年多，姐姐还是受不了那里的生活，又跑了。她这次没回家，去了江苏打工。姐姐现在已经在江苏结婚，又生了一个儿子，过得幸福多了。她在浙江生的一双儿女，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学者陈业强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显示，在他田野调查的LW村，2100多人中，就有100多人嫁到外地。福贡县公安局记录，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1750人。

除了拐卖，更多女性是主动离开家乡，通过跨省的婚姻迁移来改善生活。陈业强写道，“怒江傈僳族妇女用自己的身体资源和沿海拥有经济资源优势的男性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为娘家带来数目可观的彩礼，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是婚姻手段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可以到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活。”

但这样的“交换”能不能换来幸福的婚姻，就全看运气。阿尼的一个朋友也是被一个山东人领回家的，花了九万元彩礼。她是自己愿意的，想着山东的生活会比留在怒江富足得多。婚后，她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婆婆对她很好，但后来生病过世了。

后来，阿尼的朋友发现丈夫出轨，对方根本不愿解释，她就单方面决定离婚，带着女儿回了老家。两年过去了，前夫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

以前喝酒时，这位朋友老向阿尼说起在山东的糟糕生活，话听不太懂，饭也不合胃口，丈夫不太与自己说话，还老爱喝酒。

阿尼心里也明白，女孩嫁给外面的那些男人，大部分都是个子矮、长相差或者年纪大，在当地找不到老婆的。她十多岁就打定主意绝不随便跟着人走。现在，阿尼和同村的男友结了婚，他们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

“自己给自己挣前程”

那些回来的女人大多再嫁，或者出去打工，也有留在本地工作的，她们都是“自己给自己挣前程”。

1986年出生的李琴也是在外出打工时结婚，她嫁到了贵州，有一对龙凤胎。后来丈夫出轨，她就跑了回来。儿女被丈夫留下了，她偶尔还能回去看看他们。

李琴只读了小学一年级，不认识几个字，出去时还不太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听不懂普通话。刚打工时，一个月挣七八百块钱，还要寄两百块回家。后来有了手机，慢慢才认识了字。

回到村里，家里条件也已经改善了，李琴的家从山上搬下来，他们住进了怒江西边的一个安置小区，她和弟弟一起住在一栋一百平米的房子里，客厅墙壁上挂着主席接见傈僳人的新闻照片。

李琴很能干，在福贡做承包工程的生意，能挣钱。她染着一头棕发，发梢精致地弯进去，还在脚踝纹了一句“I love you”。现在，李琴和一个干工程的四川男人谈着恋爱，两人计划明年在县城买房结婚。

傈僳族有一种敢闯的民族特质，女孩们也是一样，这也是被穷苦逼出来的果敢和努力。



2015年6月10日，四川凉山州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53岁的李从会一家三代传承着“火草麻布”织布技艺。（@视觉中国 图）

阿尼16岁时，中学没毕业就不想读书了，她和同村一个女孩瞒着父母，买了一张车票跑到山东去打工。

她在山东待了一年，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的工作，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得存钱，两千多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小时候她还会抽烟，花四块钱买最便宜的红塔山，发工资的时候就跟朋友们去喝酒，到了月底，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阿尼对山东最深的印象就是冷，感觉能冻掉脚趾头。福贡昼夜温差大，但气温不低，县城几乎从不下雪。她记忆中唯一的一场雪，是在2005年下的，压塌了县城农贸市场的石棉瓦屋顶。

现在，农贸市场的石棉瓦屋顶已经换成了水泥顶。阿尼觉得，再出去打工奋斗两年，她就打算回家去，养养鸡、养养猪，做点小生意挣钱。

阿尼在山东待了一年后又去西藏工作，在一间KTV做了两年收银员。她走南闯北了十来年，去过上海、宁波、深圳、广东、重庆、四川，四处打工。

她就是一种我行我素又爱玩的性格。直到结了婚，母亲夸她说，“好像突然长大了。”阿尼的公公过世了，婆婆改嫁，她和丈夫结婚时也没什么积蓄，父母却因为她嫁得近很高兴，也不打算要彩礼。但丈夫说，父母养女儿不容易，还是把自己攒的两万元给了岳父岳母做彩礼。

“我觉得我老公天底下最帅。”阿尼说。现在，她丈夫也在浙江杜桥打渔，一年他俩才能见一次，丈夫靠岸时，两人才能打视频电话聊聊天。

这几年在外工作，阿尼两口子攒下来十多万元，他们在村里盖了一栋水泥小楼，还没有装修。“今年过完就有钱回去装修了。”阿尼说。

回来的女人不愁嫁

回来的傈僳族女人在当地并不愁嫁。福贡县城一家酒店的老板神秘兮兮地说，“女人就没有闲下来的，走俏得很。”

李琴回家时遇到了一个发小，发小见到她，就抱着她哭。原来这位发小跟着人出去打工，被拐卖到了浙江农村。一开始就被控制在大棚里，不让走动。直到生了儿子，才被允许在村里走一走。

后来，发小攒了一些丈夫偶尔给她采买生活用品的钱，用油纸包着埋在土里，攒够了七八百块再挖出来，买了一张车票逃回来。如今，这位发小已经嫁给一个开店的傈僳族男人，做起了老板娘，日子过得很不错。

李琴说，当地离婚的人很多，“大家结婚也并不在乎是不是二婚。”李琴的弟弟也离了婚，带着儿子生活。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你们身边有没有离婚或者丧偶的聪明女孩儿介绍给我啊。”

学者桂宇在他的《怒江傈僳族女性婚姻角色的嬗变》中提到，在当前的傈僳族乡村婚姻市场中，女方作为资源提供方，由于稀缺性，获得了绝对的择偶主动权。她们选择外流、回流、离婚或者再婚，都在这种权力之内，婚姻市场始终对她们有大量的需求。

就像经济资源一样，女性也在“从低处往高处”流动。如同21世纪初沿海地区的男人们来这里找老婆，这里找不到媳妇的男人，也会去缅甸物色妻子。

疫情暴发之前，从福贡去缅甸，只隔着一重山峦，走路就能翻山过去。这里的男人会找嫁来的缅甸媳妇介绍，去缅甸相亲，那里的彩礼更便宜，一个村民在酒后醉醺醺地说，“五千就够了。”

阿尼的两个叔叔就娶了缅甸妻子。山对面的缅甸人也大多是傈僳族，都说傈僳语，普通话也说得不错。其中一个叔叔酗酒，缅甸妻子受不了，就与他离婚了，自己留在福贡打工，后来失了联系。另一个叔叔的婚姻就幸福多了，他与前妻有两个儿子，与现任妻子又生了两个儿子。最近家里正在盖新房，夫妻两人一天忙得脚不着地。

阿尼夸自己的婶婶，长得很白很漂亮，干活也很麻利，“就没有不好的地方”。村里人也夸她能干，就是有些害羞，平时不太出门。

但就像嫁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傈僳女一样，远嫁到中国的缅甸女人如果婚姻不幸，也会不告而别。

普美指着邻村最高处一户人家说，男主人的缅甸老婆突然走了，留下两个小孩。男主人很孤单，总是郁郁寡欢，拉着普美的老公喝酒抱怨说，自己的老婆就想着钱，每天要求他挣两百元，不然就不让亲近。

这户人家不算富裕，屋顶还是石棉瓦的，门前斜坡种着一大片萝卜。这天是周日，男主人信教，出去做礼拜了，家里有一个驼背的老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五六岁的小男孩在门口摆了一个澡盆，给自己洗澡。小女孩在村口读小学，普通话说得比大人标准。

小女孩捧着几个砂糖橘，一边在屋里看新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边和人聊天。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晚上就回来了。”

“妈妈呢？”“不知道。”

（文中普美、阿尼、李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