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上学后,我亲历的升学压力:从小开始卷
我在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度过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后来考上了一所大学。在主动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回到县城以前,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女儿也可以这样长大。
结果发现,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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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里,女儿三岁以前,没去过早教班。另一位妈妈说,上幼儿园之前,小朋友就该抓紧时间玩,有条件就带出门旅游,等一上学,就没那个时间了。
我感到诧异,玩乐这件事,随时可以进行,为什么上学就没时间了?
“以后要读书,要学习啊。”她解释。那时我还没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县城的小学,名义上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在人们心目中却有公认的排名。
县城原有三所发展均衡的小学,将城区划分为三分,供住在附近的孩子就读。这些年来,我曾经读过的小学因为小升初成绩优异,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重点,不断吸引人们在附近租房买房。
《暗格里的秘密》剧照
学校周边是繁荣的农贸市场,以商铺为主,居民区本来就不大,可流转的房子不多,加上最近几年村镇人口涌入县城,人越来越多,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小学,于是学校附近的房子越来越火。
起初,家长之间传出一些不确定的消息:由于适龄入学的孩子太多,学校有可能会按照顺位制选择学生,条件处于劣势的孩子将被筛选到郊区的学校。
而郊区只有村小和一所在建的小学,谁也不想去。
一开始听到的版本是,住在学校划定的街道范围,都可以入学;接着又有消息说,即使租户也未必入选,房本必须得有,写老人名字还不行,只能是父母的名字;传到后来,还得有缴满半年以上的用水用电凭证。
我庆幸,我们家的房子就在学校斜对面。但出于焦虑,我还是好几次打开家里那本用了几十年的户口簿,确定女儿的名字在上面。
《学区房72小时》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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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入学时,学校计划招7个班,后来调成8个班,每班近60人。
这几年,学生人数增长,场地却不见扩大,课间全校学生到操场做广播体操,几乎每个犄角旮旯都站着一位学生。从后几届开始,一年级有几个班甚至只能借用外面的场地当教室,到重大活动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学校。
学校有很多规矩,其中之一是,不可以带学习以外的东西去。
老师安排小组长,下课的时候搜书包、课桌,还有口袋裤兜,搜到的直接上缴,并拍照传到家长群里。搜罗上来的东西千奇百怪,零食、小玩具、零花钱、课外书、小仓鼠……大部分来自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被点名的家长回复:“老师批评得对。”孩子依旧喜欢带东西去学校,家长只有把钱转到儿童电话手表里,叮嘱放学时才能拿出来扫码付款。
《天才基本法》剧照
县城的孩子回家方便,头几年家长负责接送,大一点后绝大多数自己步行回家。为了联系方便,不少孩子戴上了儿童电话手表。不过在某些班级里,电话手表被禁止使用,理由是“有些学生会控制不住,上课时拿出来玩”。
老师常在群里点名,要家长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学校。“没有XX练习册,你们家孩子只能干坐一节课。”老师说道。又或是要求马上去学校给遗忘的材料签字,因为“全班就等着你家孩子一个没交齐材料”。
大部分家长们尽量努力随叫随到。学校传达的任务之多,花样之繁杂,令老师和家长都疲惫不堪。要签字、要在群里接龙、要看视频、上传照片……老师忙着一天到晚催促家长,家长得不停看手机,以免错过了哪条消息。
老师每天强调最多的是“纪律”。
放学排队,如果有人在队伍里讲话(视参与的人数和严重程度),就算已经走到学校门口,老师也会命令全班退到教室门口,重新再整队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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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班上有个淘气的男孩,喜欢上课讲话,下课逗同学开心,同学们作文最喜欢写他,可老师们为之头疼,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故事,常讲的是这位同学的轶事,比如因为上课讲话太多,被老师用透明胶封住嘴巴,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之类。这些惩罚常常是被家长默许的。
学习进度也追求步伐一致。有个学生成绩优异,人也聪明,常偷偷把练习册多写两页。作为惩罚,老师让他把当天的作业重新抄写一遍。即使是提前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能在学校提前写。同学们之间互相检举,一旦被发现,被举报者作业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至于没写作业的,通常被要求到走廊补完作业才可回教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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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既不特别调皮,也不是超前写作业分子,但她有自己的苦恼。她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写作业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不会做,或者做得慢,而是因为作业以反复抄写为主——看到不满意则立刻一整行擦掉,全部重写。
我劝她不用那么紧张,刚开始用笔,错一两个也没关系。这可捅了篓子,女儿哭着说写错一个字罚抄100个,怎么可能没关系。从此她做作业的速度变得非常慢,为了不出错而特别小心翼翼,有时还叫我帮她逐字检查有没有错的。到五年级时,终究还是被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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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小学时代,那些所谓的副科都是我喜欢的课程。
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通过音乐课,我也学到了基础的乐理知识,懂得看五线谱,会在老师的指导下打节拍,以及分辨各种乐器。体育课也玩得很高兴,拔河、跳绳……有很多项目;最有意思的当属劳动课,老师教大家怎么叠被子、怎么给开花后的玉米授粉,还有自然课学习做植物标本。
女儿刚过上小学生活时,感到非常中意,一个是结交了新朋友,一个就是可以上各种各样看起来好玩的副科。读一年级时,她领回很多课本,除了语文数学,还有《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综合实践》《努力跟党走,奋斗新征程》和《书法练习指导》。教室不能留书,于是她每天背着这个沉重的书包上下学,我不忍心,有时会替她背一会儿。自己以前嘲笑那些替孩子背书包的家长,原来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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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年级时,女儿意识到,有些课最终都会变成语文或数学课,这些奇怪的课本到学期末也用不上。即使还在上的副课,比如音乐课,也只是学唱唱一两首歌;美术课,是标准化创作,每个人都画一模一样的云和太阳,下面一座四边形屋顶的房子。
女儿最喜欢体育课,喜欢在跑道上疯跑。但他们集合完有时看不到体育老师,有时是老师宣布跑个几百米就解散,更多的时候,是还没来得及下楼,数学或语文老师就走进来,说体育老师“学习去了”。
这句话代表着,这节课即将被征用。
学校开设了免费兴趣班,一周一节课。女儿曾学过一年尤克里里,最后也无法弹奏一首简单的曲子。中高年级以后,“如果能保证你成绩不被影响就去。”老师们强调。于是在五年级,竟空出好几个兴趣班无人报名。学校把这些不报名的孩子召集起来跳绳,跳绳有利于中考,是唯一被鼓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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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都争分夺秒,下课了还不舍得离开,做眼保健操时仍口干舌燥地讲着。孩子们只能跑去上厕所,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掌握了一个诀窍,就是尽量少喝水。
五年级时做了一次视力检查,全班五十多人,视力超过1.0仅不到十人。
课后写作业时间逐年上涨,通常会写到晚上十点,如果临近期末,往往弄到十一点,专项训练、期末复习……我陪到那个时间点也会感到疲惫不堪。复习一直延续到考试前一天,老师要求大家把所有试卷拿出来再读一遍。
曾经有无数个傍晚,我和其他家长等待在学校门口。五点钟放学铃响,作为放学最晚的一个班,女儿的班级可能要快六点才能出校门。“双减”后放学时间延长到六点十五分,到家时已接近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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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授的知识,无论难度或范围都远超我想象,阅读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出完美的答案。女儿平时喜欢写故事,作文却从来得不到高分。我想从她的作文本里找到老师的评语,或像我小时候那样,因为写出一两句漂亮的话被老师用波浪线划出来,但是翻来覆去,只看到老师打的一个勾。剩下的是学生们之间模仿大人话语的互相点评。
期末时老师很高兴,宣布全班平均分再次荣登年级第一。
“素质教育”似乎只存在从学校拿回来的文件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几乎被知识和作业填充了,“分数”成为衡量一个学生的最主要标准,成绩考得好,你就能去更好的中学,再努力,就可以去更好的大学。
至于考上大学以后的事会怎么样,没人告诉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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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级开始,老师就不断提醒家长,学习难度增加,学生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为了升学,要早作打算。
“小升初”这件事,最早我想让女儿直升学区内的县中,再尽力考上市重点高中,就像我以前经历的那样。但打听下来,却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学生就近入学,这几年却越来越往县城外跑。生源主要流向三部分:一个是本地重点高中开设的初中部,一个是附近城市的重点初中,考不上的最后才去本地县中和镇中。越发达的城市,汇聚越多优秀学生,中考成绩越出色。从重点初中到重点高中,6个A+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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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才能进入理想的中学?它以一种隐秘的、非公开的方式进行,我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说明和解释。我并不在县城里工作,本地人脉和资源都有限,对整个过程感到迷惑,只有在接孩子放学时,才能和等待的家长们聊两句。
孟凡和吕波是我接触到的两位家长,他们的孩子刚升入初中不久,这方面经验颇为丰富。
首先,本地重点高中会在全县招100余名初一学生,名额发到小学各班,考试在小学毕业考试前进行。孟凡的儿子就通过这种方式进了本地重点高中的初中部。
其次,外出求学的学生也不少,吕波的女儿考上了隔壁市的一所著名初中(省重点)。进入这种学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在学校附近购房,二是通过考试。市里的学区房不便宜,家长又大多在县城工作,转手价值又不大,加上本地收入并不高,大部分还是只能选择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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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学期,一部分孩子成绩不错的家长开始建群。他们互相传递消息,告知哪所初中要进行升学考试——消息的来源并不可靠,学校也没有固定的考试时间,一收到消息,只能让孩子请假,几个家庭拼一辆车,立即驱车赶往两小时路程外的学校。
因为考试时间和地点都不确定,很多时候都是漫长的等待,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找酒店留宿一晚。吕波带着女儿跑了二十几趟,成功参加了四次考试,成功上岸。以他的经验来看,除了成绩稳定地排名靠前的,学过奥数和英语的学生,一般也能通过考试,他女儿就属于这种情况。
笔试之后还有面试。接下来如果录取,学校会通知家长着手办理该市的居住证、劳务合同和租房合同,以保证入学手续的合法性。
欣喜若狂的家长们,这时要努力压制住发朋友圈宣布喜讯的激动心情。进入学校后,来自各地的精英会分成普通班、普尖班、特尖班,一个学期四次考试,按照成绩重新调班,优者上,居后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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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县城的学生,一两周才可能坐大巴回一次家,呆不到24小时又要返回学校。疫情期间不能离市,家长们只得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和孩子们团聚。
吕波说:“别人都吃得了苦,我女儿怎么不行?就是应该让她有点压力,不能太轻松了。”不过,他考虑到初三时,还是把女儿转回县城,毕竟市里的高考录取名额有限,不如县城保险。
大部分中学都抓得紧,以跟时间赛跑的形式,从初一开始就进入高考备战状态。早晨6点10分起床,22点20分下晚自习,熄灯后再躲进被窝里继续学习。孟凡的儿子被同学投诉,就在于熄灯后,他吃零食的声音吵到了其他正在点灯复习的同学。
如果一所学校中分为普通班和重点班,后者的学习时间就比前者更长,得到的假日也更少。提前学完课本内容,再配以大量习题反复训练。无法拥有强大的师资,似乎就只能拿出吃苦的劲头拼命,人们似乎从这种方式中尝到了甜头——随着近几年一本录取率在增加,这种“衡水中学”的学习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学校复制。
它也可能会慢慢浸透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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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某个重点初中的招生信息,有家长说这是初升高的。老师说,家长们可以提前了解,暑假正是弯道超车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让女儿走哪一条道路。
《夏山学校》的尼尔校长说,“我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能快乐地工作、积极地生活。”我永远希望女儿能成为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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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无论去哪里,她的人生好像已经被大人们计划好了,学习和书本知识将塞满未来全部的生活,做题是唯一的活动方式,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情感生活,也没有人关心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你必须成为那样的人——唯有那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他们还是孩子,却提前被训练成了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