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怒气和习近平的选择:白纸抗议让习面临三难
中国多个城市民众上街抗议“清零”政策,喊出“习近平下台”,也是德国媒体近日关注的焦点。习近平会做出顺应民意的选择吗?
清零政策与习近平个人紧密相连
《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发表评论:“在中国,人们对过度防疫的愤怒已经积聚了好几个月。周末,这一怒火以抗议的形式宣泄了出来。”评论接着写道:
“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大胆的示威发生在上海,这并非偶然。这个城市迄今还没有从今年年初长达两个半月封城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抗议浪潮蔓延的速度之快,可能让领导层吓了一跳。自从1989年民运以来,中国街头还从没有如此公开地喊出过推翻领导人的口号。不过,认为目前仍是零星的抗议行动会对共产党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还为时过早,并且可能是错误的。绝大多数示威者要求的是放松防疫政策,而不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无论如何,事件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个新的考验。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不会停留在以做出妥协来平息公众的怒火。中国可能将面临新一轮压制。届时,那些在上海呼喊习近平下台的人,将夜不能寐。那就要看民众会不会屈服于威吓,抑或抗议的精神一旦从魔法瓶里被释放出来,就无法再令其消失。”
习近平面对重大选择
柏林出版的《日报》也刊登署名评论指出,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众多示威活动,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最大和最有勇气的抗议。
“它们表明了,过去数月中积累了多大的怨愤。人们的不满并非没有缘由,而是由无数的人为悲剧引发的,这些悲剧都是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的。
一些人因封控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计,已被逼到了死胡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另外很多人则是出于道义不愿再保持沉默。尽管可能面临被压制的后果,他们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有着同样的诉求:结束‘清零’政策,为此他们面临锒铛入狱的危险。
民众起来反对的这一政策同习近平个人紧密相连。没有人像这位69岁的党的领导人一样,将防疫清零视为无可替代、奉为成功故事。然而在这个周末之后,习近平的‘清零’也许将走向终结。
但他的统治并不会随之终结。如果有人这样认为,就是低估了中国言论审查的效率和对内安全机构高压下的寒蝉效应。而且,中国已经多年没有批评性的媒体或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地方抗议运动相互协调必不可少的组织。
此外,很多中国人的不满首先针对的是防疫措施,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人们把过度的封控视为地方居委会滥用权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极权体制造成的结果。
习近平现在面对一个重大的选择:是顺应民意,不仅放松封控,而且放松他日益高压的政策,还是施以国家铁腕让所有抗议者噤声,后一种手法对他来说近年来日臻完善。但是,谁又能知道,人们会不会再度奋起反抗。
白纸抗议让习面临三难选择
中国官员对激增的新冠病例反应混乱,已连续三天引发跨越城市和社会阶层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已经浪费了两年的时间过早地庆祝自己抵御了这一流行病,现在却没有准备好解决因过度自信而导致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健康和政治危机。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白纸抗议让中国面临可怕的三难选择。而抗议活动可能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的最关键考验。虽然难以衡量,但到目前为止,人群的规模似乎比 1989 年要小,当时政府使用坦克镇压了不满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但此次抗议活动对官员腐败、停滞不前的工资和 18% 的通货膨胀而激怒。一些人要求习近平下台。
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蔓延,人们涌上街头,对严格的流行病控制措施感到沮丧,这种控制措施正在压抑生活和企业,而且看不到尽头。
与 1989 年一样,问题是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及国家范围;苹果公司供应商富士康装配线上的中产阶级学生和蓝领工人再次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互联网正在促进抗议者的协调,而这正是内部安全部门数十年来试图阻止的事情。
这种不稳定将加速新生的投资者乐观情绪的逆转。在北京最终表示将开始有选择地放宽习近平标志性的“动态零病毒”方法后,交易员于 11 月初重新买入中国公司的股票。那是不合时宜的。随着恒生国企指数在 11 个交易日内飙升 27%,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正在转移;周日新增病例激增至 40,000 多例。
城市从放松状态又转变为加强封锁。然而,由于许多老年人拒绝接种疫苗,让这种疾病肆虐几乎肯定会导致死亡人数激增。官员们还意识到,街上的每个市民都在抱怨封锁,而另一些人则害怕感染 Covid-19。例如,当石家庄市试图放松对疫情的控制时,许多居民躲在公寓里而不是去购物。
这种行为破坏了放弃习的零新冠病毒政策将立即刺激经济活动的论点。较贫困地区的高死亡率风险和仍然摇摇欲坠的公共医疗系统状况使政府难以做出让步。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可能会清除街头的示威者,但官员们既不能恐吓也不能安抚这种病毒。
据路透社说,这波不满浪潮越大,强硬派就越可能主张对异见者进行暴力攻击并恢复严格的隔离。但这有风险。北京的一些辩护者认为,天安门镇压开启了随后的财富创造时代。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1989 年放缓了近三分之二,降至 4%,并在次年保持不变。到 2022 年,随着房地产崩盘、零售支出不温不火和出口下降,政府无法承受进一步收缩。甚至在考虑北京对动荡的反应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预计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率仅为 3.2%。
清零政策与习近平个人紧密相连
《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发表评论:“在中国,人们对过度防疫的愤怒已经积聚了好几个月。周末,这一怒火以抗议的形式宣泄了出来。”评论接着写道:
“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大胆的示威发生在上海,这并非偶然。这个城市迄今还没有从今年年初长达两个半月封城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抗议浪潮蔓延的速度之快,可能让领导层吓了一跳。自从1989年民运以来,中国街头还从没有如此公开地喊出过推翻领导人的口号。不过,认为目前仍是零星的抗议行动会对共产党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还为时过早,并且可能是错误的。绝大多数示威者要求的是放松防疫政策,而不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无论如何,事件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个新的考验。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不会停留在以做出妥协来平息公众的怒火。中国可能将面临新一轮压制。届时,那些在上海呼喊习近平下台的人,将夜不能寐。那就要看民众会不会屈服于威吓,抑或抗议的精神一旦从魔法瓶里被释放出来,就无法再令其消失。”
习近平面对重大选择
柏林出版的《日报》也刊登署名评论指出,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众多示威活动,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最大和最有勇气的抗议。
“它们表明了,过去数月中积累了多大的怨愤。人们的不满并非没有缘由,而是由无数的人为悲剧引发的,这些悲剧都是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的。
一些人因封控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计,已被逼到了死胡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另外很多人则是出于道义不愿再保持沉默。尽管可能面临被压制的后果,他们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有着同样的诉求:结束‘清零’政策,为此他们面临锒铛入狱的危险。
民众起来反对的这一政策同习近平个人紧密相连。没有人像这位69岁的党的领导人一样,将防疫清零视为无可替代、奉为成功故事。然而在这个周末之后,习近平的‘清零’也许将走向终结。
但他的统治并不会随之终结。如果有人这样认为,就是低估了中国言论审查的效率和对内安全机构高压下的寒蝉效应。而且,中国已经多年没有批评性的媒体或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地方抗议运动相互协调必不可少的组织。
此外,很多中国人的不满首先针对的是防疫措施,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人们把过度的封控视为地方居委会滥用权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极权体制造成的结果。
习近平现在面对一个重大的选择:是顺应民意,不仅放松封控,而且放松他日益高压的政策,还是施以国家铁腕让所有抗议者噤声,后一种手法对他来说近年来日臻完善。但是,谁又能知道,人们会不会再度奋起反抗。
白纸抗议让习面临三难选择
中国官员对激增的新冠病例反应混乱,已连续三天引发跨越城市和社会阶层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已经浪费了两年的时间过早地庆祝自己抵御了这一流行病,现在却没有准备好解决因过度自信而导致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健康和政治危机。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白纸抗议让中国面临可怕的三难选择。而抗议活动可能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的最关键考验。虽然难以衡量,但到目前为止,人群的规模似乎比 1989 年要小,当时政府使用坦克镇压了不满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但此次抗议活动对官员腐败、停滞不前的工资和 18% 的通货膨胀而激怒。一些人要求习近平下台。
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蔓延,人们涌上街头,对严格的流行病控制措施感到沮丧,这种控制措施正在压抑生活和企业,而且看不到尽头。
与 1989 年一样,问题是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及国家范围;苹果公司供应商富士康装配线上的中产阶级学生和蓝领工人再次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互联网正在促进抗议者的协调,而这正是内部安全部门数十年来试图阻止的事情。
这种不稳定将加速新生的投资者乐观情绪的逆转。在北京最终表示将开始有选择地放宽习近平标志性的“动态零病毒”方法后,交易员于 11 月初重新买入中国公司的股票。那是不合时宜的。随着恒生国企指数在 11 个交易日内飙升 27%,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正在转移;周日新增病例激增至 40,000 多例。
城市从放松状态又转变为加强封锁。然而,由于许多老年人拒绝接种疫苗,让这种疾病肆虐几乎肯定会导致死亡人数激增。官员们还意识到,街上的每个市民都在抱怨封锁,而另一些人则害怕感染 Covid-19。例如,当石家庄市试图放松对疫情的控制时,许多居民躲在公寓里而不是去购物。
这种行为破坏了放弃习的零新冠病毒政策将立即刺激经济活动的论点。较贫困地区的高死亡率风险和仍然摇摇欲坠的公共医疗系统状况使政府难以做出让步。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可能会清除街头的示威者,但官员们既不能恐吓也不能安抚这种病毒。
据路透社说,这波不满浪潮越大,强硬派就越可能主张对异见者进行暴力攻击并恢复严格的隔离。但这有风险。北京的一些辩护者认为,天安门镇压开启了随后的财富创造时代。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1989 年放缓了近三分之二,降至 4%,并在次年保持不变。到 2022 年,随着房地产崩盘、零售支出不温不火和出口下降,政府无法承受进一步收缩。甚至在考虑北京对动荡的反应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预计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率仅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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