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非医生:他杀了一屋子女人小孩 却求我救他一命(图)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个医生朋友,他每天去上班,都像是去上演恐怖惊悚片。
他常常看到的是,盖白布的尸体从手术室排到医院门口,几十米远;
上个月刚认识的好朋友,下个月就出现在了太平间。
而以上遭遇都比不上这个——
他的病人突然坦白说:我杀过一屋子的女人和小孩,还有你这样的医生。
他就是援非医生谢无界,他被派往的地方,叫做布隆迪,是全球最混乱的国家之一。而他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杀过医生的病人。
在讲之前,他跟我说:
我选择救这个人,请你先别骂我,把故事看完。
我是一名中国派遣至布隆迪的援非医生。
有朋友问我在那里是不是救了很多人?
还真不好说。
这里是非洲最混乱的国度之一。我来上班第三个月,就见识到了恐怖袭击,附近有三辆小巴被烧了。
我着手准备,想接收烧伤的乘客。
直到有人告诉我,可以停一停了,因为乘客在被焚烧之前,已经让恐怖分子全部杀了。
没有幸存者。
也没有需要我救助的人。
我想起这些,只能无奈地回应我的朋友:“我不是去那当医生的,我是去当入殓师的。”
我在这两年了,一直靠着运气救人,运气不好的时候,从战场上运下来的伤者,会在手术台上突然断气,变成冰冷尸体一具。
有时即使病人活着,但缺少医药设备,我也只能看着对方死去。
比如我现在门外的那个老人。
他患有非霍启金淋巴瘤鼻咽型,他的口罩下,本应该是鼻子的部位从中间塌下了去,像一个马鞍。
那是比战争创伤更恐怖,且难以医治的伤口。
我拒绝过他一次,说治不了他,可是他又来了。
他穿着油亮的军靴,可是很瘦,短发花白。在布隆迪,很少有人能活到头发花白。
我站在他身边,感觉到他身上因为发烧而传来的恐怖的温度,心想,这人可能连今晚都活不过去。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故事。
老人名叫厚朴,我还是收治了他,我给他打了一晚的抗生素,去降低他足以致命的发热。
但第二天他还在发烧,我不得不动手给他清理鼻腔里的坏死组织。
我告诉厚朴接下来的操作会很疼,千万不要乱动。
厚朴笑着说我小看了他的忍耐力。
他站起来将衬衣塞进裤子,并将皮带紧了一个扣,再把衬衣的风纪扣也扣上,闭上眼睛说:“来吧。”
他一本正经的动作,把临近几张病床上的病人逗得咯咯笑,但当我伸手摘下厚朴的口罩,一股腐烂的恶臭传来,半个病房的人都跑光了。
这股恶臭我印象深刻。
在我还是住院医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患有同种疾病的藏族小姑娘。我觉得这女孩很怪,什么时候都在哭,就连睡觉时也会时不时抽泣。
带教老师告诉我,因为这女孩一直在疼。那是刻骨钻心的癌痛。
厚朴的病情和她相比,只会更严重,更痛。
再三提醒后,我把枪状镊伸进厚朴的鼻腔,开始做基础的检查。
他的鼻腔,像一场大战后的废墟。
把镊子往里探,可以从鼻底部的空洞,碰到他的舌头。
鼻子中间的鼻中隔、鼻子内部的下鼻甲,与大部分的中鼻甲、口腔内的硬腭,几乎都被癌细胞吃掉了,产生了巨大的空洞。
没有组织钳,我就只能拿着镊子,一点一点将腐烂的组织从鼻腔中拽出。
坏死的鼻腔组织是脆的,一碰就出血,只能再扯一块油纱布,沿着伤口一路蹭进去堵上。
有病人跟我描述过这种感受,打过麻药还是觉得好像脑子里在装修,同时还塞住了鼻子,又闷又痛。
整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厚朴一声都没吭。等到我抬起身,才发现他衣服裤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这是第一次换药。以后每两三天,都要换一次药,都要这么痛。
我还在叮嘱厚朴后期的注意事项,老人突然打断了我问:“医生,我真的能多活28天吗?”
又是这句话。
就在他第一次来求医的时候,我曾抱歉地告诉他,这种病只有放化疗能治,而布隆迪的所有公立医院都无法进行放化疗,包括我所在的省医院。
但当时,厚朴一个健步冲到我跟前,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说了一串话。
我问护士他说的是什么?
护士说,他说他想多活一个月,“一个月就够了”。
他的手抓得我的胳膊生疼,一张因为鼻子塌了而变得滑稽的脸,布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收下了这个病人,因为他的眼神。
而他也表现得足够好,不管再痛都没有叫一声。
我告诉厚朴,我会为他争取时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找到了这附近唯一能做放化疗的私家医院。
而他要做的就是联系家人、筹钱,去那家医院做放化疗,那才能真正救他。
当时我并没有把厚朴说的“一个月”放在心上。
厚朴再追问他能不能活一个月,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得到正确的治疗,你会活得比那更久。”
听到我这么说,厚朴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重新系紧他的皮带。
那皮带和军靴很眼熟,似乎是本地军人才有的制式。在这个战乱不断的国度,军人可是沾满油的铁饭碗,这里的军人个个大腹便便。
可是厚朴一句也没有提起那些事。
自从厚朴入住了内科病房,我这每天都能接到病房护士的抱怨:
厚朴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很多病人都要求换病房了。
他晚上不睡觉,总是乱转,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白天他又总是在睡觉,不配合护士们扎针。
其实我知道,厚朴晚上不睡觉是因为那钻心的癌痛,白天服用了杜冷丁,疼痛才能缓解,勉强睡一会。
我理解他的所有行为,只是有一点,我不太能够明白。
那就是每次换药后,厚朴都会问我,他到底能不能活到“约定”的时候——他住院时说的要活满一个月。
他忍着剧痛,换来的就是这样在病房里循环的一天又一天。
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约定”?又是什么约定才配得上这地狱般的折磨?
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有天,一位戴着墨镜,个子很高挑的时髦女士,在我回门诊的途中堵住了我。
女人用让人有些不适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厚朴的主管医生。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厚朴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你还会给他治疗吗?”
当地骗子多,我以为对方心怀不轨,没好气地绕开她准备回诊室。
女人拉住我,抬高声音说:“如果我告诉你,他为了赌博,把自己十岁的女儿拿出去抵债呢?”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女儿呢?”
眼前的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声音里起了哭腔,回忆着那天晚上,父亲——厚朴黑着脸将她从睡梦中拉起。
她还记得父亲对她说:“快走吧,除了你身上的现在穿的衣服,什么也别拿,尽量减少我的损失。”
他说:“我已经把你输给了门外的那个白人。”
说完,父亲就像没事人一样倒头睡着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厚朴和他的家人。
但因祸得福的是,那个白人对她并不坏。他成了她的养父,把她当女儿照料,带着她回了法国,甚至一路供她读了大学。
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里,女人忽然面带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捕捉到这个动作,开始有些怀疑。
这个女人是编得自己都不信了吗?如果真是逆袭念大学了,她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医院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我是个医生,不可能去分辨所有故事的真假,我的原则就是治病救人,不受这些事的影响。
我打断了女人说道:“无论是你是想控诉你父亲的恶行,还是告诉他你现在过得有多好,那最好现在就去,因为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女人明显被我噎住了。
短暂沉默过后,女人再一次拉住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沓钱。
她说,希望我能帮她给厚朴缴纳住院费用。
这下轮到我懵了。她到底是想要厚朴死,还是想要厚朴活?
我试探性地跟她说,既然你愿意缴纳住院费,是不是还可以去看看你父亲?这样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女人冷着脸说,这辈子她都不想见到那个令人作呕的父亲。
她希望我将她来这的事情守口如瓶,尤其是不要告诉厚朴,她不想这个赌徒父亲误以为,她已经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
让厚朴活着,就是她恨他的方式。
在给厚朴换药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她的心理。
女人补上了住院费的缺口,我甚至可以一次用两瓶生理盐水用作鼻腔冲洗了,这样确实可以处理得更干净,可也确实会更痛。
一向坚强的厚朴,在这次换药中忍不住哼出了声,一直喘着粗气。
或许女人就是想借我的手,延长厚朴生存的时间,多受一些苦。
只是我总是怀疑,她说的话到底可信吗?
我看到的厚朴,真不像个会抛弃女儿的人,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小孩了。
每次有孩子来病房兜售小吃的时候,他总是会买一大堆,甚至包圆,即使他根本吃不了。
那些孩子见到厚朴这样,便将商品价格提高2到3倍卖给他,而厚朴就像傻子一样总是照买不误。
甚至他还将这些刚买来的零食,送回给这些孩子,哄他们开心。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能被气死,自己都没钱去放化疗,还要装活菩萨。
但我答应了女人绝口不提,又不好去找厚朴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我百爪挠心的时候,又一个厚朴的家人出现了。
这次来的是厚朴的大儿子。
和那个“女儿”不一样,他带着妻子和小孩,光明正大地走进了厚朴的病房。
我赶来时,见到了一个很诡异的场景。
一对中年男女沉默地坐在离病床很远的地方,病床上的厚朴笑吟吟地拿着零食逗弄孙子。
孙子明显和厚朴一点也不熟,只盯着厚朴手里的零食,但只要那阵腐烂的气味飘出,孙子就捂着鼻子跑开。
大儿子想拿出妻子怀里的半袋橘子给厚朴,但妻子似乎不愿放手,两人一拉扯,大儿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的右腿是残疾的,腋下的拐杖一下倒在地上,袋子里的橘子也滚落四处。
厚朴跳下床去扶他,大儿子立刻用双臂拖着自己向后退,不肯让他碰。
尴尬的厚朴只能蹲在地上捡四散的橘子,但同样被大儿子呵止了。
很明显,他的态度绝不是害怕父亲累着,而是不想和厚朴有过多瓜葛。
我不可能再告诉自己这只是一面之词了。这个儿子,也恨厚朴。
我沉默地换完了药。接着,厚朴的大儿子就跟着我出来了。他很坦然地说,他希望能中止厚朴的治疗。
我说厚朴还有希望,但还没往下说就又被大儿子打断,他说他的父亲不应在这独自面对死亡,他应该在爱他的人簇拥下死去,这样才是最好的。
我指了指跑开的小孩和他压根没有接近过床的媳妇,反问,这就是你指的簇拥?
大儿子激动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实话告诉你吧医生,我曾经无数次,想他去死。”
他拖着那条残腿左右走了几步,似乎想让我看看清楚。
“这就是我父亲打的。”他说。
他说厚朴是因为嫉妒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看不得他超过自己,所以就活活打断了他的腿。
在布隆迪,一个担任军官的父亲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毕竟他们在外面是能杀人的。
大儿子说,他原本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穿上军装,甚至坐进办公室,“现在托这个暴君的福,我只能每天拖着这条坏腿在地里耕种”。
而厚朴有今天,也全是他自找的,是他为了私生女辞掉了工作,害得全家一穷二白,最后自己躲在这里治病。
我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询问,大儿子的妻子从病房里出来了,催促他快点走,否则就要赶不上回家的班车了。
一家三口匆匆离开,越过他们的背影,我看见厚朴孤零零地坐在病床上,手里拿着一个刚剥到一半的橘子。
他还是系着油亮的皮带,短发整齐,可是却突然好像有些凄凉了。
但我此时竟无法产生丝毫的怜悯。
是否我真的帮错了人?
也许儿子的厌恶也刺激到了厚朴,下一次换药的时候,厚朴破天荒地出现了躲闪。
他开始怕疼了。
换药结束时,厚朴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支烟。
点燃香烟,他轻轻地问我:“我是不是快死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日子’吗?”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抚厚朴,因为实在想不出,这样一个所有孩子都巴不得他去死的老人,还有什么可等待的。
我只是伸手挥散他吐出来的烟雾,用英语磕磕绊绊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我说在中国有一个村子,发生了针对老人的传染病,二牛的母亲也病倒了。
二牛和他的兄弟姐妹孝顺地给老人买上了寿衣,并一连几晚换着班地陪着老人。
但尴尬的是,二牛母亲的身体情况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甚至有些起色。
于是老人分别向几个儿女们打听了其他老人的症状,接下来几天,她也开始头疼、发烧,最终“准时”去世了。
其实,老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病,她是把自己活活饿死的。
厚朴沉默了一会后问我,是这些儿女们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吗?
我一时竟然回答不上来。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给厚朴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此刻讨厌极了他。
我知道,做医生不能有道德判断,就算是杀人犯也要救;可我自己就是个三岁女孩的父亲,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伤害孩子的父亲。
我不再相信他在等待着什么,我觉得他只是不肯面对自己的死亡罢了。
我想用这个故事告诉他,看看别人父母有多不想给自己子女添麻烦。我想劝他干脆别挣扎了,别让你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逼我,我不想当坏人。
厚朴的回答,显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而这样审判一个病人,我还算一个合格的医生吗?
最终,我一句话也没敢说出口,落荒而逃了。
厚朴有没有听懂我说的故事,我不知道。
但那天之后,我面对他时总会处于十分复杂的情绪中。
我知道我对他的所有故事都还只是道听途说,没有证据,但我又怕如果我从他口中求证,他也不会说真话。
我已经很难相信他了。
我们也不再闲聊。我是因为心情复杂,他则是因为病痛。
清创和止痛能给他带来的帮助越来越小了,可厚朴还是没有要去放化疗的迹象。
当然,他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出钱让他去放化疗吧。
我和厚朴,都在等待着他的死亡。
距离他“约定”的日子还有9天。
如果不是厚朴的妹妹的到来,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那天,这个贵妇人打扮的老妇人坐在了厚朴的床头。
在我换药期间,她一直在对着厚朴碎碎念。护士告诉我,她说的都是数落的话,比如“看来上帝还是没能饶了你”之类的。
当时我只是想,厚朴果然是众叛亲离。
厚朴像忍耐换药时的疼痛一样,始终没有还一句话,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以影响我工作为由,将老妇人请出了病房。
换完药走出病房,不出所料,老妇人在外面等着我。
她倒没有劝我放弃治疗厚朴,相比之下,她似乎更好奇厚朴的处境。象征性地问了几句病情后,她就开始跟我打听谁来看过厚朴。
听说厚朴的大儿子来过,老妇人略带戏谑地说,看来他还算有些良心,知道在他爸爸快死前来看看他。
我有些不快地提醒老妇人,厚朴可是打断了他的腿,他不看望厚朴才是理所应当。
老妇人诧异地问我,大儿子究竟是怎么解释那条腿的?
她跟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
大儿子说的所谓“好工作”,其实是说去当兵。可能是因为厚朴年轻时就是军官,大儿子放着好好的学不上,非要学他。
那段时间,政府军、反政府军、游击队组织,都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都在拼命地征兵,征不到了就抓壮丁。
但他们会不停地征兵,最大的原因,就是军人在不断死去。
厚朴参加过的那场战争,发生在1993年,近30万人死亡,60万人流亡国外。
大概厚朴深知自己活下来只是侥幸,所以更不想让儿子去送死,最终喝了酒,去打断了儿子的腿,这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厚朴从来没有解释过,或许解释了也没有用,他的羞愧,和儿子的埋怨,都会跟着他进到坟墓里去。
老妇人念念叨叨地说,厚朴赎了一辈子的罪,最终还是落得病痛缠身,可见上帝没有宽恕他。
我还在震惊中,老妇人又拜托我帮她劝劝厚朴。
她说,厚朴手上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去澳大利亚的雇主担保签。
这意味着只要厚朴同意,他可以把任何一个人送去澳大利亚,离开布隆迪。
就像我刚来时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至今都充满了恐怖袭击、彼此仇恨。男人会被征兵,孩子没有食物,老人——大部分人都活不到老。
这是比疾病更难医的不治之症,而那份雇主签,就像是救命的药。
但是,厚朴非要把这个珍贵的机会送给一个“外人”。
老妇人希望厚朴帮帮侄子,也就是她的儿子,把雇主签送给他。
我追问老妇人,那个“外人”是谁?
老妇人露出厌恶的表情说,不就是那个私生女吗。
私生女、外人,原来是同一个人。厚朴几乎得罪过所有亲人,唯独对这个女儿,好到让所有人嫉妒。
可是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这个女儿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抱着一丝愧疚,我更加积极地帮厚朴与私立医院沟通,终于,他们同意为厚朴减免一半的费用。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厚朴,但厚朴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曾经那样抓着我的手哀求想要住院,现在却好像对自己能否活下去毫不在乎。
距离“约定”的日子,只剩5天了。
这次换药后,厚朴又向我磨蹭了一根烟。
他狠狠吸了一口,缓缓地说道:“那个母亲应该是所有的心愿都已经了了,所以才会选择自杀吧。”
他在说我之前说的那个故事,我想用来劝他去死的那个故事。
他好像完全没发现我的尴尬,还在自顾自地说:“谢医生,你总是考虑的太多。”
“就像常说的那样,孩子并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那父母的死也不是孩子生命的终止。”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精彩过,所以我们要尊重亲人每一次重要的选择,更不应该因为这选择而羞愧与难过。”
我以为他在说自己打断儿子的腿的事情,于是又多拿了根烟别在了厚朴的耳朵上,安慰地说,我也是父亲,我能理解你,“有的时候得做坏人,因为家门外有更坏的人”。
厚朴听完只是笑了笑,低头将我刚刚给他的那根烟引燃了。
他说,其实他更担心的不是大儿子会死,而是怕他拿上枪。
枪会让他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
厚朴缓缓地吐了一口烟。他的鼻子已经被瘤子“吃掉”了,乳白色的烟雾缓缓地从他的嘴角、耳朵、塌下的鼻子溢出,那场面充满了诡异,简直像一个冒烟的骷髅头。
他没有看我,低声说:“谢医生,你可能救错了人,我是一个杀人犯。”
“我杀了很多人,老人、小孩、妇女、士兵、教师、牧师……还有和你一样的医生。”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点。
那几乎是一种本能,我想起了从小看的南京大屠杀宣传片,想起了课本上那一地的尸体。
我明明知道布隆迪发生过和那一样残忍的屠杀,也知道厚朴是军人,可是竟然从来没想过,他就是执枪的那一方。
我想起我救助过一个被恐怖袭击误伤的孩子,他捂着眼角,鲜血从纱布下往外淌。那血是烫的。
厚朴还在说:“我是胡图族的……”
我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和图西族总是打个没完。
我语带讽刺地说:“什么总统被刺杀、水源被侵占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能让你们打起来。”
援布隆迪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这是卢旺达的邻国,和卢旺达一样,这里也有两个种族。
这两个种族原本长得一模一样,互相都是亲戚,后来却被人为划分,人少的图西族掌握金钱和权力,纷争从此开始。
1988年有一次,一名图西商人拖欠胡图农民的货款,还反过来杀死了5名讨债者。
这起命案引发了胡图族的起义,数百名图西人被杀。接着图西族军队又赶往镇压,杀害约2万名胡图群众。
而厚朴参与的那场战争,始于一个胡图族的总统被政变杀害。
“我们接到命令,去一个村庄抓那些高个子的家伙。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抓捕’,其实就是‘清除’。”
这场屠杀完全是针对平民的,据说是为了报复自家军队在另一个地方的失败。他们血洗了整个村庄,并把尸体堆在村民集会的屋子里。
“为什么非要执行这个命令呢?”我再次打断了他。
厚朴说,因为不杀人的,就是图西族。你只有拿起刀和枪,才能证明你是胡图族。
那时两个民族之间还通婚,长相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不杀人,你就会被杀。
“我们撞开门就开枪,没有一丝犹豫。为了壮胆,我像他们一样,大笑着。”
厚朴打开了那个躲藏着女性和小孩子的屋子,女人们祈求着他不要开枪,并将孩子保护在身后。
这时,他的一个队友走了过来。
听到队友声音的一瞬间,厚朴扣动了扳机。
厚朴和队友打死了屋子里的所有人,队友继续前进,他收拾尸体。
但突然,他发现尸堆里有人在动,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从妈妈的怀里往外爬。
他拉动了枪栓,但这个女孩却像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被杀死一样,一直在冲他招手,笑。
“我下不去手了,我想,我到底在干嘛?”
厚朴走上前抱起了这个图西族女孩,然后用水壶里的水,洗掉了她脸上的血迹。
“也许这样,我和她都会忘掉今天的事情。”
趁同伙还没来时,厚朴把女孩藏进了一个房间的稻草堆里。他一直守在门口,有同伴路过时,就告诉他们他已经看过这间房子了。
等到半夜,屠杀“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女孩偷回了家,告诉妻子和孩子们说,这是他的私生女,要他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他说,女孩是他“后半生唯一的希望”。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罪人,和这个国家一样烂透了,没有任何希望与机会。”厚朴的语气,好像在念自己的悼词一样平静。
只有这个女孩是无辜的,没有经历过仇恨。只有她活下来,他们的罪恶才可能被原谅。
那场屠杀持续了半年,近30万人丧生。仅有数据记载的图西族人数,就消失了80%。
而女孩活了下来,作为厚朴的私生女。
屠杀之后,厚朴凭借军功和语言技能,得到了一个肥差——一所监狱的管教长。
但这令人眼热的职位也总会有许多人盯着,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他家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长得这么高挑的女孩?
一般来说,图西族个子更高一些,胡图族更壮一些,只是这一点分别,就足以让他们回到地狱。
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厚朴主动辞职离开了那个岗位,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再卷进这些事情里。
就因为这个选择,他几乎被自己的亲生孩子们埋怨了一生。
随着女孩一天天长大,她个子越来越高。别说送女孩上学,就连一般的出行,厚朴都得都将女孩裹得严严实实。
他也无法想象,有一天事情败露,他要告诉这个女孩,自己就是杀害她所有亲人的凶手。
他想送女孩离开布隆迪。
当厚朴听说他的上司要调回法国后,他立刻主动了找到上司,告诉了他自己所有的“罪行”,求他帮忙。
上司答应了他,两人的计划是,厚朴要借一场赌局,假装把女儿输给上司。
他说的这个图西族女孩,就是我最开始见过的那个女人,那个自称从小被抵债的女儿。
在厚朴的整个叙述中,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女儿,甚至为了保护那个女孩连名字都没提,只是叫她“小女孩”。
那仿佛是一个专属于她的词,一个只要念起,就会让他的目光变得十分温柔的词。
而我竟然是见过那个女孩的,她是所有孩子中最早发现厚朴生病了的一个,也是她付的医药费,才能让厚朴活到今天。
我想,或许是因为她也深深恨着厚朴,所以不愿意见他一面。
她不知道,厚朴曾经和白人上司约定,不会再出现在她面前打扰她。
但他还是会去那个白人家附近的山头,望着上司的房子,想要能远远地看女儿一眼。
她也不知道,在她去法国以后,有那么几次,她的养父会接起一个遥远的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等着一个老人。他掏空口袋拨出一个长途,只是想听到她路过时的一句闲聊。
这些都是厚朴后来讲给我听的故事。
我听到了他很微弱的哽咽声,难以分辨是疼痛的呻吟,还是因为讲起了女儿。
我张了张口,好想说点什么。可是回过神一想,告诉厚朴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女儿?
而我又能告诉那个女儿什么呢?厚朴其实救了你,在他杀了你全家之后?
他们再也不能跨过那座仇恨的山了。
厚朴说,他一直关注着女孩的动向,知道那个白人上司带着她离开了布隆迪的时候,他曾经无比欣慰。但后来,他又得知女孩因为签证的原因被遣返了。
于是他用我也不知道的办法,搞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雇主签。签证手续30天后落定。
那就是他“约定”的日子。
早在女儿被遣返回国之前,厚朴就开始有症状了,发热、鼻出血,甚至出现肿胀。
但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觉得这就是“魔鬼给他的惩罚”,死亡也是。
直到听说女儿被遣送回国,他才开始拼命求医,甚至专门找到我们中国的医生,以癌痛和每天清理腐肉的痛楚,换取多一个月的光阴。
他只想看到女儿拿到这服“药”,离开这个充满战乱,无药可治的国家。
很快,约定的日子到了。厚朴活到了女儿签证下来的日子。
那天,厚朴敲响了诊室的门,告诉我,他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肩背笔直,戴上口罩几乎看不出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癌症患者。
我徒劳地向他宣传着那家能救他命的私立医院,厚朴只是笑,没有回答。
他把自己的铺盖卷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医院缺被子。
我感觉到如鲠在喉。他明明有得到治愈的机会。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叫托马斯,当初也是此人送他来到医院的。
我问托马斯,你觉得他的愿望实现了吗?托马斯点了点头,犹豫一下,又摇头。
他说,厚朴的女儿找过他,两人说了很多。其实她什么都知道,知道厚朴是为了保护她,但也知道厚朴和她之间的血海深仇。
厚朴根本没有瞒住她任何事。
我也突然回想起,那天出现在我面前,流着眼泪的女儿,她根本不是在恨。
她故意编造了那个故事,因为她知道父亲处在怎样的众叛亲离中,她知道其他人会怎样对我诅咒父亲,她想确保,我是一个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动摇的医生。
我还想起那天,在女人离开之前,我冲她喊了一句,厚朴还能好起来的,只要去比利时医院接受放化疗。
我想过女人会帮我劝劝厚朴,甚至再掏出一大叠钱,可她只是停顿了一小下。
最后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父亲心里的阴影,也知道他所谓的“赎罪”,不仅仅是要把她送走。
厚朴离开医院几天后,托马斯告诉我,厚朴在家中上吊自杀了。
谢无界第一次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愿意送女儿远行的父亲。
故事讲完后,我问他还是这样觉得吗?
这个故事里明明有生死,有战争,有种族灭绝,还有一个人用半生完成的赎罪。
他说,还是这样觉得。
因为对一个父亲来说,送女儿远行,就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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