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场赌博” 美国亚裔学生大学申请压力空前(图)
据洛杉矶时报11月26日报道 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夏的裁决推翻了“平权法案”(Affir Mative Action)之后的第一个大学申请季,亚裔美国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倍感压力。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具有种族意识的录取方式不利于亚裔美国人,被录取学生的考试成绩差距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许多人坚信,种族仍将是一个隐性因素,并且现在的录取标准将比以前更加不透明。
图源Pixabay
颜爱华(Edward Yen)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虎爸”,但作为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的校友,他想知道如今他11岁的女儿要取得什么样的优异成绩才有希望进入这所大学。
高三学生萨姆·斯里坎特(Sam Srikanth)称,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她的“希望又高了一些”。
但她说:“你在填写申请表时就会发现,有了自己的姓氏,大学不可能不知道你是什么种族。”
在洛杉矶县亚裔美国雇员协会和非营利组织Faith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共同主办的讲座上,招生顾问介绍了进入名校的条件:选修10到20门大学先修课程;创建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项目”。
顾问萨沙·查达(Sasha Chada)在10月的网络研讨会上说,“为了避免反亚裔歧视”,亚裔美国学生在展示自己时需要极具策略性。
今年秋季,在南加各地举办的类似研讨会上(包括以中文或韩语为移民家长举办的),顾问们强化了这一信息——即使是资质超群的学生,也经常被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拒之门外。
那些没有在美国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家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才移居美国的,他们感到绝望和茫然。有些家长早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花费数万美元聘请顾问,他们担心,如果孩子上的不是名牌学校,前途就充满了不确定。有时,是焦虑的学生要求自己的父母聘请顾问。
一些咨询顾问说,他们会尽力推荐最适合的学校,但不一定是排名最高的学校。尽管怀疑论者质疑他们是否在散布恐慌,试图招揽生意,但对于来自进入大学依靠一次考试定胜负的中国、韩国和印度等地的家长来说,缺乏客观标准可能会让他们很有负担。
颜爱华指出,上名牌大学并不能保证事业成功,亚裔美国人在许多大学校园中占比很高,但在政府和其他工作场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却不足。
2006年,当Sunny Lee从韩国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时,她认为即使不上大学,人们也可以在美国取得成功。
但在大约十年前搬到圣马力诺抚养她的三个儿子后(大儿子已上七年级),她看到邻居们为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雇了运动教练和学术顾问。
在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担任研究员、48岁的Sunny Lee说:“得知一个在圣马力诺高中被称为天才的学生最终去了帕萨迪纳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妈妈们精神崩溃了。”
她认识的家长们都担心看上去实力超群的孩子被顶尖学校拒之门外。一位朋友告诉Lee,她后悔只花3000美元请顾问审阅她孩子的入学论文。为了下一个孩子,这位朋友至少要花1万美元。
由于Lee和丈夫都是全职工作,她觉得有必要聘请一名招生顾问来跟上潮流,尤其是在大学招生不透明和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她指出:“这是一场信息之战。”
在天普市(Temple City),中国移民张顺(Shun Zhang,音)说不想给自己的儿子康纳·萨姆(Connor Sam)施加压力。
张是一名48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她想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获得过的支持提供给儿子。
她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参加体育运动,保持活跃和健康。尽管如此,现就读于天普高中(Temple City High School)三年级的萨姆还是觉得有必要督促自己,他是校足球队的成员,也是众议员方树强(Mike Fong)的实习生。他希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社会学和某种科学双学位。
为了让自己“更有组织、更有条理”,他让父母帮他请了一位个人招生顾问,协同总结自己的成就,并集思广益,讨论论文主题。他和顾问共同努力了两年,觉得很有帮助。
萨姆的父亲是来自越南的难民,现任项目经理。萨姆表示,他记得父母为他提供的一切,并希望自己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他说,上一所好大学,对于找到一份好工作和“维持所拥有的一切”大有帮助。
他也坦言,尽管他十分努力准备,大学录取还是像一场赌博。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
大学咨询公司Boston Education的负责人Won Jong Kim描述了几名进入名校学生的情况: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安娜(Anna)在七年级的时候修了AP微积分AB;进入斯坦福大学的Ben修了15门AP课程。
Kim还举例称,学业并不“一流”的埃斯特(Esther)GPA只有4.3,SAT成绩只有1520分,AP课程有9门。但在她的个人陈述中,她写到了她母亲与乳腺癌的斗争。她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了。
Kim说:“这是她的王牌。她克服了这种少有的困难。说实话,她真的很幸运。”
他说,他想展示那些进入常春藤盟校的人的“共同特征”。他说道:“每年,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门槛都在提高。”
颜爱华(Edward Yen)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虎爸”,但作为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的校友,他想知道如今他11岁的女儿要取得什么样的优异成绩才有希望进入这所大学。
高三学生萨姆·斯里坎特(Sam Srikanth)称,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她的“希望又高了一些”。
但她说:“你在填写申请表时就会发现,有了自己的姓氏,大学不可能不知道你是什么种族。”
在洛杉矶县亚裔美国雇员协会和非营利组织Faith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共同主办的讲座上,招生顾问介绍了进入名校的条件:选修10到20门大学先修课程;创建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项目”。
顾问萨沙·查达(Sasha Chada)在10月的网络研讨会上说,“为了避免反亚裔歧视”,亚裔美国学生在展示自己时需要极具策略性。
今年秋季,在南加各地举办的类似研讨会上(包括以中文或韩语为移民家长举办的),顾问们强化了这一信息——即使是资质超群的学生,也经常被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拒之门外。
那些没有在美国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家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才移居美国的,他们感到绝望和茫然。有些家长早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花费数万美元聘请顾问,他们担心,如果孩子上的不是名牌学校,前途就充满了不确定。有时,是焦虑的学生要求自己的父母聘请顾问。
一些咨询顾问说,他们会尽力推荐最适合的学校,但不一定是排名最高的学校。尽管怀疑论者质疑他们是否在散布恐慌,试图招揽生意,但对于来自进入大学依靠一次考试定胜负的中国、韩国和印度等地的家长来说,缺乏客观标准可能会让他们很有负担。
颜爱华指出,上名牌大学并不能保证事业成功,亚裔美国人在许多大学校园中占比很高,但在政府和其他工作场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却不足。
2006年,当Sunny Lee从韩国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时,她认为即使不上大学,人们也可以在美国取得成功。
但在大约十年前搬到圣马力诺抚养她的三个儿子后(大儿子已上七年级),她看到邻居们为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雇了运动教练和学术顾问。
在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担任研究员、48岁的Sunny Lee说:“得知一个在圣马力诺高中被称为天才的学生最终去了帕萨迪纳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妈妈们精神崩溃了。”
她认识的家长们都担心看上去实力超群的孩子被顶尖学校拒之门外。一位朋友告诉Lee,她后悔只花3000美元请顾问审阅她孩子的入学论文。为了下一个孩子,这位朋友至少要花1万美元。
由于Lee和丈夫都是全职工作,她觉得有必要聘请一名招生顾问来跟上潮流,尤其是在大学招生不透明和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她指出:“这是一场信息之战。”
在天普市(Temple City),中国移民张顺(Shun Zhang,音)说不想给自己的儿子康纳·萨姆(Connor Sam)施加压力。
张是一名48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她想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获得过的支持提供给儿子。
她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参加体育运动,保持活跃和健康。尽管如此,现就读于天普高中(Temple City High School)三年级的萨姆还是觉得有必要督促自己,他是校足球队的成员,也是众议员方树强(Mike Fong)的实习生。他希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社会学和某种科学双学位。
为了让自己“更有组织、更有条理”,他让父母帮他请了一位个人招生顾问,协同总结自己的成就,并集思广益,讨论论文主题。他和顾问共同努力了两年,觉得很有帮助。
萨姆的父亲是来自越南的难民,现任项目经理。萨姆表示,他记得父母为他提供的一切,并希望自己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他说,上一所好大学,对于找到一份好工作和“维持所拥有的一切”大有帮助。
他也坦言,尽管他十分努力准备,大学录取还是像一场赌博。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
大学咨询公司Boston Education的负责人Won Jong Kim描述了几名进入名校学生的情况: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安娜(Anna)在七年级的时候修了AP微积分AB;进入斯坦福大学的Ben修了15门AP课程。
Kim还举例称,学业并不“一流”的埃斯特(Esther)GPA只有4.3,SAT成绩只有1520分,AP课程有9门。但在她的个人陈述中,她写到了她母亲与乳腺癌的斗争。她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了。
Kim说:“这是她的王牌。她克服了这种少有的困难。说实话,她真的很幸运。”
他说,他想展示那些进入常春藤盟校的人的“共同特征”。他说道:“每年,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门槛都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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