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女歌星收养50个孩子 其中之一成了她丈夫(组图)
Jon Lee Anderson在《纽约客》发表文章，在著名的福音歌手、牧师和政治家，弗洛德丽斯的丈夫被谋杀后，记者采访了这位女士，详细记录了每个涉案人员对这起案件的描述，在一对夫妻和50多个领养孩子的大家庭里，一场精彩的罗生门拉开帷幕。
弗洛德丽斯，By Flordelis dos Santos de Souza - Own work
26年夫妻，恩爱如初
2019年6月15日深夜，在里约热内卢，弗洛德丽斯·索萨（Flordelis dos Santos de Souza）和她的丈夫安德森·多·卡尔莫，走出家门。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疲惫之后，他们一直期待着休息一下。弗洛德丽斯是巴西的名人，她是一名福音歌手，也是一位牧师，拥有六个教堂和数千名追随者。
她出生在贫民区，因收养被毒品战争遗弃的问题儿童而成名，她的人生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巴西救赎故事，已被拍成电影，由该国一些最知名的演员主演。那年2月，她作为国民议会的新成员上任。
她的丈夫安德森也很忙。他负责管理教会事务和弗洛德丽斯的政治生涯，还负责照顾他们的家：一个有四个独立建筑的大院，以容纳他们的家人。
这对夫妇有55个孩子，大部分是收养的，其中22个孩子仍然住在家里，年龄从3岁到40岁不等。弗洛德丽斯当时五十八岁，安德森四十二岁。他们在一起已经有26年了，这对他们的追随者来说是一种鼓舞。
他们的家在尼泰罗伊，这是一个庞大的港口城市。在海滨长廊，他们在深夜的人群中漫步，在一家路边咖啡馆停下，吃了一顿炸鱼点心。后来，在一阵浪漫的氛围中，安德森爬上一张椅子，叫道：“我爱你！我爱你！”
凌晨两点左右，他们意识到教堂服务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于是他们回家，由安德森开车，弗洛德丽斯在手机上玩宠物救援。当他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时，街道上一片冷清。
弗洛德丽斯后来回忆说，她惊讶地看到两个骑着摩托车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然后这两人在几个街区外又出现了。近年来，一个被称为“红色司令部”的贩毒团伙迁入了里约，尼泰罗伊变得更加危险。
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居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很破旧，附近的山坡上有一个粗糙的贫民窟。
睡觉前，弗洛德丽斯习惯性地检查了所有孩子的情况。当她巡视时，她看到一个儿子的房间门下有光，就进去和他说话。没过多久，她被听起来像枪声的东西吓了一跳，接着是尖叫声。她认出了一个女儿的声音，她喊道：“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在外面，她的几个儿子将满身是血的安德森放进车里，并将他送往医院。弗洛德丽斯紧随其后，但当她到达时，安德森已经死亡。验尸官在他身上发现了30个弹孔，其中许多集中在他的腹股沟周围。
这场悲剧在巴西是重大新闻：一位名人的丈夫被残忍地杀害。在一片同情声中，弗洛德丽斯和她的家人在她最大的教堂里举行了一夜的守夜活动，根据当地习俗，安德森的尸体被摆放在一个开放的棺材里。
弗洛德丽斯看起来伤心不已，几乎晕倒在棺材旁。第二天早上，在尼泰罗伊郊区的一个公墓里，当他的棺材入土时，弗洛德丽斯和她的几个女儿紧紧抱在一起，唱着歌。
但公众对弗洛德丽斯的担忧和同情很快就被怀疑所取代。葬礼结束时，警察逮捕了她的两个儿子。在二十四小时内，其中一人承认购买了凶器，而另一人则承认向安德森开了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六个兄弟姐妹被逮捕。
那年8月，警方发布了对弗洛德丽斯的起诉书，指控她参与了谋杀，这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自始至终，弗洛德丽斯坚持认为她是无辜的，是“强大利益集团”阴谋的受害者。她被安装了一个电子脚环，可以追踪她的行动，但当我去年12月到达巴西时，她仍然是自由的，并决心为自己洗清罪名。
巴西福音派崛起
当弗洛德丽斯崭露头角时，基督教福音派正在巴西蓬勃发展。在一个饱受贫困、腐败和暴力犯罪摧残的国家，福音派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生活困难的人可以来到教堂，只需几句话就能得到改变和救赎。
近几十年来，三分之一的巴西公民接受了五旬节教派，福音派议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福音派一直是支持贾伊尔·博尔索纳罗总统的一个主要支柱。
博尔索纳罗曾是一名陆军上尉，具有严重的右翼观点，他在2018年以反腐议程和打击“性别意识形态”的承诺赢得了总统的职位，“性别意识形态”是个宽泛的术语，包括同性婚姻和其他进步事业。
虽然他是天主教徒，但他在2016年前往以色列，并在约旦河里接受洗礼。
博尔索纳罗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埃迪尔·马塞多，他自称是神国普世生命教会的主教，这个教会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分支机构。马塞多也是巴西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影响力帮助他逃脱了多项起诉，包括逃税、欺诈、贩卖领养儿童和挪用数十亿美元的捐款。
马塞多手里的主要媒体RecordTV，是巴西收视率第二高的频道。在2018年的选举活动中，博尔索纳罗没有参加巴西最大的电视网络Globo的一场辩论，但是却接受了RecordTV的采访。
博尔索纳罗的口号是“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最后，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福音派教徒把票投给了他。弗洛德丽斯在同一次选举中赢得了她的席位，得票数接近九十七万，是所有女性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
博尔索纳罗任命福派牧师达马雷斯·阿尔维斯为其妇女、家庭和人权部长。阿尔维斯因反对同性婚姻而闻名音，她很快就卷入了一桩丑闻，涉及一个被她当作女儿抚养的亚马逊土著女孩。
在巴西新闻周刊《Época》的一篇报道中，卡马尤拉（注：Kamayurá，巴西亚马逊盆地的一个土著部落）部落的长老们，指责阿尔维斯在孩子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把她从父母身边带走，而且用的是虚情假意的借口。
阿尔维斯否认了这一指控，表示是她将女孩从“某些营养不良和可能的杀婴行为”中解救出来，同时承认由于巴西繁琐的法律，她收养事宜尚未合法化。
2019年5月，在弗洛德丽斯上任后不久，她与阿尔维斯一起出现在巴西利亚的一个论坛上，他们代表巴西的孤儿进行宣传，据估计，有4.7万名孤儿，在孤儿院里苦苦等待，而想要领养他们的父母却要等待长达十年。
弗洛德丽斯动情地讲述了她自己作为养母的经历，并呼吁领养过程不应超过怀孕时间。
在这次活动中，弗洛德丽斯受到了前军官和福音派参议员阿罗尔德·奥利维拉的称赞。他说：“弗洛德丽斯使她的热情、爱和决心惠及几十个孩子。她和她丈夫的每一次收养都是一个故事，可以用来写一本关于什么是爱的参考书。”
一个月后，安德森死了。
整过的美丽容颜，可疑的感人经历
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当晚从里约回家的公路上，经过了被破坏的港口设施和帮派标记的建筑物；其中一个建筑物完全被拳头般的黑色徽记，和“政府是破坏者”的信息所覆盖。
弗洛德丽斯的家建在山坡上，被街道上的大门保护着。12月的一个下午，我按了一下防盗门的门铃，过了一会儿，门就开了。在里面，就在安德森被杀的地方，水泥楼梯通向一排涂着黄色油漆、屋顶是赤陶土的建筑。
在主屋外的一个露台上，一个身材娇小、黑色头发、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静静地看着我经过。工人们在里面敲敲打打，一切都被塑料布和灰尘所覆盖。一个年轻女人走了出来，解释说他们正在进行装修。她答应去叫弗洛德丽斯，然后就消失了。
在我等待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黑色西装、打着花哨领带的男人被叫了进来，并缓缓地走上楼梯。当我介绍自己时，他开玩笑地说道：“小心点，她对叫安德森的男人有好感。”（本文采访者刚好也叫安德森）
他是弗洛德丽斯的律师，安德森·罗林伯格。没过多久，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剪着军人平头，是最近雇用的保镖，名叫安德森·梅洛·维莱拉。
我们谈话时，弗洛德丽斯出现在门口。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皮肤黝黑的女人，穿着一件图案大胆的连衣裙，系着一条皮腰带，头发梳成了侧马尾辫。她带着灿烂的笑容，慵懒地走过我们每一个人，一边亲吻，一边传递迷人的眼神，在她的催促下，我们从拥挤的露台走到了她的卧室。
弗洛德丽斯有一张特大号的床，白色的人造革床头板和绣有缎带的猩红色床单。她爬上床，靠在一只白色的泰迪熊旁边，而她的保镖则保护性地坐在旁边的一张儿童床上。在她身后挂着一幅巴西著名艺术家罗梅罗·布里托的作品，画的是一对卡通男孩和女孩，他们之间抱着一颗心。
梳妆台上放着一幅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的铅笔画，旁边是一张裱好的圣诞老人照片。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当她继续讲述她的故事时，所有人保持着沉默。
她在雅卡雷西诺，瓜纳巴拉海岸线上的贫民区长大，那里有着可怕的名声。我在去尼泰罗伊的路上经过那里，但没有开车穿过，这个街区被一个不欢迎外人的贩毒团伙所控制。她儿时的家里有五个孩子，她排行老四，出生于1961年。
当我的翻译得知她的年龄时，惊呼：“59岁！你的整形外科医生叫什么名字？” 弗洛德丽斯宽宏大量地笑了起来，她以前被问过这个问题。
弗洛德丽斯说，她的父母曾是巴西最大的福音派教会——上帝会的成员。她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家，曾在教堂的天花板上画过天使，她从小就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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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弗洛德丽斯告诉我，她从“死亡之墙”中救出了一个年轻人，在“死亡之墙”那里，贩毒团伙折磨并经常杀死可疑的背叛者。她回忆说：“一位母亲来找我，让我为她的孩子祈祷，但我决定去找他，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去了处决的地方，毒品贩子认出了我是教会的人，他们让我通过。”
她说，那个男孩被捆绑起来，被毒打了一顿。她要求毒贩释放他，于是这些人把她带到他们的首领家里，与他交谈。她告诉我：“我用我的生命换取了这个男孩。我说：‘如果他做错了什么，那么你可以来找我，杀了我’。他接受了挑战，释放了男孩，我把他带回了家。”
另一天，她去中央车站传教，这是一座庄严的装饰艺术建筑，已经成为吸毒者、罪犯和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她说：“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刚把她的孩子丢在一个空地上，那是蕾恩，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孩子。我把我的地址留给了孩子的母亲。”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场对街头儿童的大屠杀，蕾恩的母亲将幸存者集中起来，带给了弗洛德丽斯。她说：“转眼间，我有了37个孩子，其中14个是婴儿。当时我是三十三岁。”
自从安德森被谋杀以来，弗洛德丽斯故事的许多细节受到了质疑，批评者认为她的救援行动没有她说的那么戏剧化。当时确实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警察杀死了一群睡在离中央车站不远的十八世纪Candelária教堂外的孩子。但没有人能够确定弗洛德丽斯的被收养者，是那场事件的幸存者，还是只是附近的孩子。
巴西的公共记录很混乱，特别是关于穷人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记录。
弗洛德丽斯将她的生活叙述成一部史诗，但省略了一些不那么和谐的细节。
收留的一个孩子变成了丈夫
在我们的谈话中，弗洛德丽斯从未说过安德森的名字，只说他是“我的丈夫”。当我问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的，她说：“他认识我是因为我在贫民区做的布道工作。”
安德森是她最早收留的孩子之一，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男孩，大约16岁，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加入了她的家庭。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何时开始尚不清楚，但弗洛德丽斯坚称是直到他18岁时才开始的，当时她应该是三十四岁。
她解释说：“他开始时对我非常钦佩，然后变成了爱，然后我们就结婚了。三个月后，我给他生了37个孩子。” 她笑了，这是一个练习过的妙语。
她接着说：“我告诉他，‘我得和孩子们在一起，如果你选择离开，我能理解。但我现在的选择是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不容易。然后他看着我说：‘当我娶你的时候，我也娶了你这些疯狂事情，我会留下来’。”
弗洛德丽斯没有将她早期的收养正式化，巴西法院指控她非法窝藏未成年儿童。起初，她将家人安置在哈卡雷西纽的一个狭小的两居室里，但在法官命令她放弃监护权后，她逃走了。
她声称，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街上，直到一个年轻人向他们提供了他那间简陋的公寓，他们在那里藏了四个月。接下来，她在一个由贩毒团伙控制的贫民区找到了避难所，但在发现报纸将她称为“儿童绑架者”后，她决定寻求帮助。
她与一名从事青年工作的联合国官员和一个儿童权益组织的负责人会面，后者曾游说警方追捕她。据弗洛德丽斯所说，这些官员被她的故事所感动，决定站在她这一边。
协会的成立是一个大事件，记者们来了，弗洛德丽斯笑着回忆起他们如何向她提问。之后，两个商人兄弟听说了她的工作，同意为她租一个房子，提供家具、洗衣机和每周的杂货。弗洛德丽斯和她的家人终于有了保障。报纸和杂志上刊登的照片显示，她躺在床上，孩子们像玩具一样排列在她的周围。
不过，生活还是很艰难。
她说，一家人最终搬离了商人为他们租的房子，因为她对他们的慷慨感到尴尬。之后又搬了四个地方。弗洛德丽斯通过工作来赚取额外的钱：为当地保安公司做午餐，为军服缝制补丁。
她说，她多次生病，“因为我感到压力很大，每隔三小时就要给婴儿喂一瓶奶，给他们换尿布，带他们去看医生。我的大孩子们帮助我。而我的丈夫为了帮助我，放弃了他在巴西银行工作的梦想。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丈夫就放弃了他的梦想来实现我的梦想。”
弗洛德丽斯的传道工作在他们临时住所的一个车库里开始，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买了一辆带扩音器的车，把车开进困窘的街区，播放她的歌曲，这些歌曲将流行的节奏与巴西东北部的forró声音相结合（forró，当地的一种受欢迎的音乐类型）。
她解释说：“我们通过音乐进入贫民区，传播福音，吸引毒贩、吸毒者、毒品交易的年轻人。我们的想法是通过音乐来拯救他们。”
他们每月举行活动，音乐和祈祷活动，这些活动发展成为每年一次的大聚会，称为国际宣教大会。
2002年，弗洛德丽斯和她的孩子们出现在巴西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前模特和歌手，名叫Xuxa，她称赞弗洛德丽斯是“国家的母亲”。
当得知弗洛德丽斯已经41岁时，Xuxa告诉观众：“看，帮助别人比整容更有效！”
这次亮相使弗洛德丽斯出名了。2006年，一位著名的巴西导演提议将她的生活拍成电影。27位演员参加了这部电影的制作，所有演员都没要酬劳。电影《只需改变一个字》（Just One Word to Change）的首映让弗洛德丽斯激动不已。
她说：“他们给我穿上了设计师的衣服，还有一个化妆师和其他一切！”
政治、宗教和娱乐的融合正在重塑巴西
这部电影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它改变了她的生活。巴西最大的福音唱片公司MK与她签订了一份唱片合同。钱开始进来了。弗洛德丽斯说：“我能够给我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她录制了专辑，并到欧洲和美国旅行。到2018年，弗洛德丽斯说：“作为一名歌手，我已经实现了几乎所有的梦想。我就差一个格莱美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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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又做了一个梦，据说这个梦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她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告诉她要走过她脚下的一沓文件。她说：“一阵强风从我背后吹来，那些文件飞来飞去。然后我看到我的照片，上面有四个数字，我叫醒了我的丈夫，对他说，'我要成为一名政治家。’”
安德森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在巴西国会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都由四个数字来标识。
这对夫妇与弗洛德丽斯的唱片公司老板阿罗尔德·奥利维拉走得很近，他是著名的福音派人士，也是九届联邦议员。当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奥利维拉鼓励弗洛德丽斯的政治抱负。但他正计划再次竞选他的席位，所以该党要求弗洛德丽斯竞选地方立法机关。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弗洛德丽斯说：“在梦中，我不是一个州议员。我是一名联邦议员。” 在候选人被要求登记的前一天，她的电话响了。她说：“是公共安全局的人打来的，说阿罗尔德决定竞选参议院，所以我将成为联邦议员的候选人。这是神在说，‘是我给了你那个梦’。”
按照惯例，巴西联邦议员候选人要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同时也资助他们作为盟友的地方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对弗洛德丽斯来说，事情却正好相反。她说：“上帝开始让那些希望我成为合作伙伴的州议员来参加竞选，因此他们资助了我的整个竞选活动。我有36位州议员候选人为我助选。”
弗洛德丽斯为她的竞选活动录制了一首推广歌曲，这首歌大受欢迎。她在自己的床上唱着这首歌，带着桑巴舞的欢快跳动。她唱道：“谁能阻止上帝的行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揭过，不再有哭泣，我将被提！”
随着弗洛德丽斯进入政坛，里约的联邦农村大学的人类学家卡莉·马查多注意到了这一点。几年来，马查多一直在研究福音派的崛起，它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马查多解释说：“在巴西，这一切都与边界、灰色地带有关。福音派教会是唯一在边缘地区运作的教会，其影响力来自于为社会其他地区敞开了大门，为生活在这些非常危险的环境中的人提供保护。五旬节教义打开了一些人甚至可能不希望被打开的门。它是模棱两可的，就像贫民区的生活，那里的道德准则更加复杂。”
马查多曾追踪著名福音派信徒的信息，他们身上发生了一连串的丑闻。
2013年，末世神召会的负责人马科斯·佩雷拉因在里约的会众中强奸多名妇女而被定罪。佩雷拉的方法是告诉他的受害者，其中一些人年仅14岁，他们被撒旦附身，只有通过与圣人性交才能被驱除。
在2009年我访问他的教堂时，佩雷拉召集了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她们穿着金色的连衣裙，为我唱歌。几天后，我在红色司令部帮派控制的贫民区，佩雷拉和帮派的老大一起出现在一辆SUV中。他被称为“马科斯牧师”，他似乎并不高兴看到我， 警方还怀疑佩雷拉参与贩毒、谋杀和洗钱，但他逃避了这些指控，并获得提前出狱的机会。
此后，他重新开设了他的教堂。
对马查多来说，佩雷拉代表了巴西五旬节教派的“阳刚之气”。弗洛德丽斯也吸引了马查多的注意，她说：“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她强调的是家庭和年轻人。”
马查多参加了几次弗洛德丽斯的国际宣教大会活动，并被其热烈的气氛所吸引。听众数以千计，人们从里约各地乘车前来。这些活动持续了好几天，由多达20名牧师、政治家和歌手主持。弗洛德丽斯经常表演，从舞台上向她的追随者伸出手。
马查多说，弗洛德丽斯的布道吸引了一些巴西人。他意识到，她正在目睹政治、宗教和娱乐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正在重塑巴西。
不寻常的谋杀调查
在安德森被杀的消息传出后，马查多出于好奇参加了葬礼。在尼泰罗伊的公墓，她注意到奥利维拉前来吊唁。马查多回忆说，弗洛德丽斯来的很晚，而且“出场很有气势”，她带着随行人员来到这里，衣着华丽，用太阳镜遮住眼睛。
一条像足球场一样长的人行走廊，将弗洛德丽斯从她的停车位送到了墓园。马查多告诉我：“她在哭，但没有表现出绝望的样子，当把棺材放进坟墓的时候，她更大声的哭了一会儿。”
在整个仪式中，弗洛德丽斯的儿子弗拉维奥保护性地站在她身边。她的家人与安德森的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程序一结束她就离开了，而安德森的母亲则在墓旁徘徊。
在离开的路上，马查多被堵在离开墓地的汽车队伍中。她说：“我看到一些警察挡住了出口，我以为他们在指挥交通。” 当她离开时，她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奇怪的举动”。她后来才知道，那是警察把弗洛德丽斯的车停在路边，要逮捕她的儿子。
逮捕令是由尼泰罗伊警方凶杀部门的调查员雷纳尔多·莱尔签发的。当莱尔开始调查时，他从未听说过安德森，但他对弗洛德丽斯的身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曾在电视上见过她的政治竞选。
他在案发生后约8小时到达弗洛德丽斯家。警察已经在现场收集法医证据，并仍在采访和确认住在那里的每个人。莱尔说：“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次寻常的调查，警察不得不弄清楚谁是谁，回顾20年的领养历史来弄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家庭成员表示，安德森是一次失败抢劫行动的受害者，但没有人承认目睹了这次袭击。房子里的气氛并不融洽。当莱尔遇到弗洛德丽斯时，他回忆说：“我开始觉得事情很奇怪。”
当警方进行背景调查时，弗洛德丽斯养子之一卢卡斯的一份未执行的旧毒品指控跳了出来，他们逮捕了卢卡斯。莱尔检查了安装在入口处大门上的安全摄像机的录像。摄像机面向街道，远离安德森被杀的地方，但它显示，在谋杀前约20分钟，一辆Uber让卢卡斯下车，等待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他开车离开。
在拘留所里，卢卡斯告诉警方，他那晚的到来只是一个巧合。他几个月前就搬出了弗洛德丽斯的住处，但那天他碰巧就在附近，在贫民窟卖毒品。下班后，他计划去参加一个通宵的舞蹈派对，所以他决定把他未售出的库存放在院子里妥善保管。
警察怀疑卢卡斯知道的更多，试图虚张声势地吓唬他：他们告诉他，他们已经逮捕了将他带到大院的Uber司机。莱尔说：“我们告诉他，司机已经招供，以此来欺骗他”。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卢卡斯承认，这位司机在几周前曾带他去贫民窟买枪。但他不知道这把枪会被用来实施谋杀。
据卢卡斯交代，他买枪是为了帮弗拉维奥，弗洛德丽斯的两个亲生儿子之一。
莱尔查看了弗拉维奥的记录，发现他也有一张未执行的逮捕令，原因是家庭暴力。周一早上，也就是谋杀案发生后的36小时，莱尔派人去葬礼上逮捕了他。
在拘留所里，弗拉维奥很快就承认自己参与了谋杀。但这些供词并没有结束调查。莱尔解释说：“作为一名警察，我收集碎片以消除巧合。”
但是，许多巧合仍然无法解释。
首先，属于安德森和弗拉维奥的手机不见了。莱尔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手机在哪里。”
6月19日，警官们去大院里寻找手机，一无所获。相反，在弗拉维奥房间的梳妆台上，他们发现了他用来杀死安德森的枪。那是一把9毫米口径的贝尔萨枪，一款阿根廷制造的半自动枪。枪上没有指纹，但有一根毛发，法医追踪到了弗拉维奥。
莱尔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不是一起抢劫案，但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路的尽头是什么。”
她冷酷无情，精于算计，野心勃勃，无所不能
在她的床上，弗洛德丽斯继续讲着故事。
一个多小时后，她才讲完了她的成长、收养、电影以及她在音乐和政治方面的事情，最后，她谈到安德森的谋杀案：“这个事件在2019年把我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她说，这场谋杀与她无关。孩子们已经计划好了整件事。正如她所说，在2019年初，她在手机上发现了不好的短信。她解释说，这些信息并不是针对她的，家里的每个人都用她的手机，因为她对物质没有占有欲。在这些短信中，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讨论杀死安德森的计划。
当我问及原因时，弗洛德丽斯含糊地回答：“这是一个分歧……孩子们在家里和他之间的分歧，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我把它给我丈夫看了。所以……但我丈夫并没有太当回事。他认为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是那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对吗？如果我们去警察局，这是我希望他做的，我们的名字会在媒体上曝光。然后，想象一下，媒体会谈论一个阴谋，一场谋杀。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3月，安德森在他的iPad上发现了另一条威胁性信息。而在6月，她说，“我丈夫被谋杀了。”
她回忆说，那天她出门办事，最后一件事情是每周一次的食品采购，她把手伸向她旁边的桌子，想拿出一张收据作为证据。收据很长，当她把收据展开时，收据一直延伸到了地板上。
那天晚上九点，她决定为安德森做饭，因为他为了教会工作忙了一整天，安德森可以看看电视体育节目。弗洛德丽斯说道：“在厨房里，他转身对我说：‘亲爱的，我们出去走走吧？’”
弗洛德丽斯当时很累，但她不忍心拒绝她，所以她说好，她告诉我：“我从我女儿伊莎贝尔那里借了一条裙子，一条有肩带的小花裙子，你知道。我不需要打扮，因为我们只是去散步。"
在科帕卡巴纳，他们像年轻恋人一样调情。她回忆说：“他大喊我爱你！我假装没听见，然后他就非常大声地喊了起来。然后他让我坐在汽车的引擎盖上，我们谈起了我们的生活。关于我们的旅行。我们去了布鲁塞尔，我喜欢布鲁塞尔。”
弗洛德丽斯的声音里有了一丝哽咽：“我丈夫是……是……浪漫的，”
在家里，门控出现了故障，所以安德森下车对着门敲打了一阵，门才打开。当弗洛德丽斯手拿高跟鞋爬上楼梯时，她看到他已经落在后面正在看他的手机。她说：“我看着他说，‘亲爱的，别忘了关大门’，这是我跟他天人永隔前的最后一面。”
当她听到枪声时，她曾想跑向他，她坚称她的孩子围着她，把她拉住了。弗洛德丽斯陷入了沉默，当她再次说话时，她的声音很小，她呜咽着说：“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不会离开他。因为我们……我们曾有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诺言，我以为我们会一起死在人生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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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德丽斯谈完谋杀案后，气氛迅速变得明快起来，她带我参观了院子，她似乎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快乐、和谐的地方。
她的一个养子去警察局举报了她
警方对弗洛德丽斯的怀疑源于她的养子米赛尔的证词。
一天早上，我在他妻子父母家中见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卢安娜，他妻子的父母住在一个俯瞰尼泰罗伊海岸线的高档社区。米赛尔，一个42岁，但是看起来还像个大男孩的人告诉我，他在十二岁的时候离开家庭，与弗洛德丽斯一起生活，并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她的圈子里。
米赛尔解释说，他出生在哈卡雷齐尼奥，弗洛德丽斯曾经的街区。当他遇到她时，他被她的性格和她家里宽容的氛围所吸引。她允许他随时玩电子游戏，当他对学校失去兴趣时，她告诉他，他不必再去。
他和其他一些被收养的男孩在她身边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团体。她告诉他们，她已经死了，转世成为一名天使，他们是上帝派来保护她的。她给他们起了《圣经》中的名字，以显示他们的地位，于是瓦格纳成为米赛尔。他说：“我对她的感觉类似于偶像崇拜。”
米赛尔最终与他的家人断绝关系。他遗憾地说道：“我的亲生母亲试图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愿意接，弗洛德丽斯告诉我，我不再需要那个家了。”
在院子里，孩子们把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称为他们的母亲和父亲，但这些术语并不能完全体现他们的角色。她是有魅力的中心人物，而他是洞悉一切的看门人。
随着家庭的扩大，弗洛德丽斯建立了一种组织结构，新来的孩子被“交给”年长的孩子照顾。一些人强烈地感受到父母亲的缺失。一个女儿回忆说，弗洛德丽斯从来没有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从来没有向她表达过爱或谈论过亲密的事情。当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她指定的“哥哥”向她解释该怎么处理。
米赛尔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如何管理这个家，他一直忙于照顾年幼的孩子，为家庭筹集资金，年长的孩子出去工作，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他告诉我，他的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已经悄悄过去了。如果他没有遇到卢安娜，他可能还在和弗洛德丽斯在一起。他对他的妻子微笑着说：“她救了我。”
他通过家庭教会认识了卢安娜，她是那里的一个年轻教友，他们在弗洛德丽斯的祝福下结婚。几年前，他们搬出了大院，但一直在为弗洛德丽斯工作，直到安德森被杀的那天。卢安娜一直与弗洛德丽斯关系密切，担任她的司机，然后是她的私人秘书，但她逐渐发现她对这个家庭的心理控制程度。
卢安娜说：“我有一次在米赛尔的衣柜里发现了一把匕首，当我问这是什么时，他说是弗洛德丽斯给他的，用来杀死野兽的。“ （弗洛德丽斯否认了这一点，称其为“疯话”。）
米赛尔回忆说，与弗洛德丽斯的祷告会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他说：“每当我们祈祷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比如你想控制某人，我们把甜瓜、蜂蜜和冰糖放在一个锅里，然后把你的名字和那个人的名字一起留在蜂蜜里，再加上一个订婚戒指。然后我们点燃一支蜡烛，大家一起祈祷七天。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些仪式在《圣经》中没有提过，她会说，这些仪式在过去曾被基督宣扬过，但被历史遗失了。”
米赛尔说，有一次，弗洛德丽斯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祈祷了二十一天。他说：“他们只敲门送食物，因为据她说我需要被净化。”
谋杀案发生当晚，卢安娜和米赛尔正在家里睡觉，她的电话响了。是卢西亚诺牧师，一个担任弗洛德丽斯最高政治助手之一的养子。卢安娜告诉我：“卢西亚诺说，安德森被枪杀了，是一次抢劫未遂，我醒来后对米赛尔说，他们做到了。他们杀了你的父亲。”
下一个电话是另一个养子丹尼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慌张。卢安娜和米赛尔让他带安德森去医院，然后就出发去见他。卢安娜回忆说：“我们到那里后40分钟，弗洛德丽斯出现了，穿戴整齐，说，告诉我我的丈夫还活着。但是，当你熟悉一个人时，你知道她什么时候是在假装。她看着我，假装流泪的样子。她知道他已经死了。”
谋杀案发生两天后，米赛尔和丹尼尔去了警察局，说出了他们怀疑参与的几个家庭成员。莱尔决定将所有人带到警局接受审讯。他告诉我：“我们希望他们都在那里，这样他们就不能串通证词”。
在一个星期内，警方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来逮捕另外六名嫌疑人，他们开始梳理案情。
蓄谋已久
根据警方搜集的证词，至少从2018年开始，这一家人就一直试图杀死安德森。那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几个孩子安排了一个杀手，在他做完礼拜后开车离开教堂时伏击他，但安德森乘坐一辆借来的车离开，成功躲过了杀手。
之后，同谋者开始在安德森的食物中加入砒霜，将他送进医院六次。米赛尔的妻子卢安娜回忆说，安德森在会议期间呕吐，弗洛德里斯说：“安德森会死的，因为他挡了上帝的路。”
几个家庭成员后来在证词中讨论了中毒事件。二十六岁的罗伯塔说，她在家里的“母亲”克里斯蒂安娜喝了一些安德森的果汁，变得很不舒服，不得不去医院就诊。
一个名叫戴安娜的养女回忆说，另一个女儿在安德森的饮料里放了粉末，说：“为了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做”。不成功的投毒尝试产生了挫败感。根据一个家庭传言，一个女儿抱怨说安德森“烂得不能再烂了”，弗洛德丽斯告诉她，“如果你想杀他，那就得用子弹”。（弗洛德丽斯否认了这一点。）
随着证据的出现，警方推测出一个更具体的阴谋。他们确定，一个名叫马兹的女儿要求卢卡斯安排杀人，并使其看起来像一次失败的抢劫，作为交换，她答应给他五千雷亚尔，约八百五十美元，以及安德森收藏的手表。
弗拉维奥（弗洛德丽斯的亲生子之一）负责开枪，其他人则帮助做后勤工作并分散潜在证人的注意力。(无法联系到马兹、卢卡斯和弗拉维奥进行评论。)
警方开始相信，这个阴谋是通过这个家庭传播的。这些关系很复杂，但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人。莱尔说：“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家庭的情况，我们就开始怀疑弗洛德丽斯。
弗洛德丽斯为什么会想要安德森的命？调查表明，其动机源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有金钱上的冲突，对父母感情的争夺，特别是对安德森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不满。
由于警察找不到安德森的手机，警方要求服务商提供与他的号码相关的芯片，在他们破解了他的密码后，他们能够从云端下载他的全部记录。莱尔说：“那之后我们明白了很多，很明显，他组织了一切，他安排了一切，甚至她的政治会议，我们看到了权力冲突。”
弗洛德丽斯和安德森似乎被困在这场婚姻里了，作为一个著名的教会领袖，他们不能分开。她是公众人物，是当选官员，他控制着金钱，似乎是她政治生涯背后的驱动力。
莱尔回忆起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安德森抱怨弗洛德丽斯没有为他的工作给予足够的赞扬。他说，其他通信表明，她和卢西亚诺牧师之间的共谋越来越多，卢西亚诺是给卢安娜打电话爆料的政治助手。
莱尔说：“可以看出她正计划用卢西亚诺取代安德森。”
他补充说：“她能够操纵孩子们杀死安德森，因为她对他们有强大的心理力量。她知道如何利用每个孩子的弱点。”
在去年冬天的一系列出庭活动中，弗洛德丽斯竭力扰乱控方。12月18日，在我访问期间，她来到这里，看起来像一个阿米什家庭主妇（阿米什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穿着长及脚踝的印花裙，头发梳着贞洁的发髻。
抵死否认
当她被带到被告席上的一张木椅上时，现场一片兴奋之声。当她端庄地坐着时，警卫领着她的10名共同被告进来，他们带着手铐的手腕像忏悔者一样举在面前。
弗拉维奥承认实施了枪击，他是一个矮小的、满脸皱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盯着地面，直到被带离。摄像师们挤进去拍照，又被赶了出来。当他们离开后，法官桑托斯·阿尔切宣读了指控。
桑托斯说，弗洛德丽斯领导了谋杀安德森的阴谋：“安德森被残忍地用许多子弹射中生殖器部位，使他在死前非常痛苦。”
在之前的证词中，弗洛德丽斯的几个孩子曾说，他们相信她是杀人的幕后黑手。罗伯塔回忆说，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是她——弗洛德丽斯”。
戴安娜说，“我觉得唯一可能与此有关的人是我母亲”。
但是，当法官问弗洛德丽斯她是否参与了阴谋时，她否认了。她用一种惆怅的声音说：“这样做就是毁灭我自己，除了上帝以外，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这是弗洛德丽斯第四次出庭，法官似乎对她失去了耐心，取消了弗洛德丽斯探视被捕子女的权利，怀疑他们编造不在场证明。在法庭上，法官公开质疑她许多陈述的真实性。
在作证时，弗洛德丽斯戏剧性地叙述了那个致命的夜晚，但是，当她说到安德森宣布他爱她时，法官打断了她，“然后呢？你回家了？”
弗洛德丽斯并不气馁，她继续说，记得她把他留在车里玩手机，当她谈到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她泣不成声，就像她跟我陈述的时候一样。
桑托斯追问细节，指出弗洛德丽斯的家人有两只狗，但在谋杀当晚它们没有叫。它们被下药了吗？法官指出，其中一只狗在一个月后就被杀了。
弗洛德丽斯不同意，法官直接问她：“你有没有给你丈夫下毒？”
弗洛德丽斯回答：“从来没有。”
被指控参与阴谋的孩子们对投毒的企图没有异议。但他们坚持认为，对安德森的杀戮是一种报复行为，是由一个叫西蒙妮的女儿推动的。
我在法庭上见过她：一个脸色苍白、黑发的女人，三十多岁，一直和她的母亲待在一起。
对养女的侵犯引发的谋杀？
在西蒙妮的讲述中，安德森多年来一直对她进行性侵犯，甚至在她患有癌症的时候也是如此。她说，她之所以忍受这些攻击，只是因为他支付了她的医疗费用。
安德森家庭的一名律师反驳了这一说法，他出示了一份文件，显示治疗费用是由保险支付的。警方说，他们没有发现性虐待的证据，还指出西蒙尼在与弗洛德丽斯结婚前曾与安德森约会，西蒙尼说那段关系不过是几个吻而已。
西蒙妮向当局承认，她曾提供资金购买凶器。但是，她说，事后她失去了跟这一阴谋的联系，并且在杀人当晚离开了大院，在一家汽车旅馆与一个情人见面。她还否认参与了投毒的企图，尽管警方在她的手机上发现了谷歌搜索“坏蛋”、“哪里可以找到杀手”和“容易买到的杀人致命毒药”的记录，但她坚称，一个朋友的狗生病了，她希望能让它脱离苦海。
在法庭上，弗洛德丽斯否认知晓性虐待一事。但在随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她声称虐待促使西蒙尼策划了这次谋杀。她说：“她一个人默默地扛着，这些骚扰，这些强奸，”然后急忙补充说：“我不是在为她辩护，我不同意她的做法，我百分之百不同意。”
代表弗洛德丽斯发言的证人愤怒地宣称她是无辜的。名为克里斯蒂安娜的女儿否认了阴谋的说法，当桑托斯问及他们家是否有“沉默法则”时，她称这个故事是“编造的”。（沉默法则是指当任何事情发生于团体内部时，不可以通知警方，对政府组织也必须保持缄默，此法则源于黑手党）
但支持者的证词往往导致更多的混乱，另一个女儿，一个名叫加芙列拉的21岁女孩，以几乎听不见的单调语调，对法官提出的每个问题都说不。
当她反驳早先涉及弗洛德丽斯的证词时，法官席上的人们交换了一下眼神。桑托斯问加芙列拉是否“吃了什么”。她用同样平淡的声音说没有，法官对她说，“你看起来不太正常。”
弗洛德丽斯后来告诉我，加芙列拉有癫痫病，在出庭前已经吃了药。她说，“我想让法官看到，她的证词不一定可信。”
有数百名巴西立法者面临严重指控，从贪污和洗钱到奴役。
目前，弗洛德丽斯还不能被起诉，巴西议员被授予刑事指控豁免权。但是，她的政党成员要求撤销她的豁免权，她的案件正在等待道德委员会的处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天后，弗洛德丽斯飞往巴西利亚，寻求国会妇女核心小组负责人的支持。一位议员以严重指控为由，发起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加快她案件的处理速度。弗洛德丽斯认为，加快处理她的案件是性别歧视。
有数百名巴西立法者面临严重指控，从贪污和洗钱到奴役。
在国会，我们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来到立法机构开会的会议室。弗洛德丽斯进去了，片刻后与她所在政党的领导人迭戈·安德拉德一起回来。当他仔细打量我时，弗洛德丽斯介绍说我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重要记者”。
在安德拉德讲话时，弗洛德丽斯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到我身上。他礼貌地指出，在安德森被谋杀的 “悲剧”发生后，弗洛德丽斯的党员资格已被暂停，直到她的罪名被洗清。
他很快就离开了，解释说他正在就一项预算法案进行辩论。其他党派的政治家似乎同样不愿意与弗洛德丽斯交往。几分钟后，下议院议长罗德里戈·马亚在助手的陪同下，从会议厅走了出来。弗洛德丽斯叫住了她，并把我推向她。马亚与我握手，然后也匆匆离去。
第二天，在巴西利亚，我去见了达马雷斯·阿尔维斯，她是妇女、家庭和人权部长，弗洛德丽斯的曾经的盟友。
阿尔维斯曾说，“她的人生故事非常美丽。”但现在，阿尔维斯感到被欺骗了，说弗洛德丽斯利用了数百万敬畏上帝的巴西人的纯真心灵，并补充说，她希望她会被判处“长期“监禁。
弗洛德丽斯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抛弃。两个月前，她失去了她的政治导师阿罗尔德·奥利维拉，这位导师不相信新冠病毒的可怕，最终死于新冠。
巴西的小报把她描绘成一个诡计多端的杀人犯，以及一个与自己的孩子举行狂欢的邪教领袖。当我们在她的卧室里谈话时，她对米赛尔进行了抨击，这是她的孩子中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背叛她的人。
她说：“我的丈夫在周一下葬，周二我的养子去了警察局。他说我为了权力和金钱而杀害了我的丈夫。直到今天我还在问，什么权力，钱在哪里？因为……我是联邦代表，著名的歌手，我跟丈夫在教堂里有同样的权力。”
弗洛德丽斯表示，米赛尔的行为很可疑。葬礼当天，他去了牧师办公室，把电脑也拿走了。她问：“这有多冷酷？失去了你爱的人，然后担心拿走一些电脑？”
米赛尔曾帮助管理教会的财务，弗洛德丽斯说她发现了一些文件，表明账户中的钱被盗了，还说她曾将这些文件提交给警方，但警方没有理会她。
米赛尔否认滥用资金，并说是警方拿走了电脑，警方证实了这一点。
弗洛德丽斯说道，“我无法相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被起诉，只是因为我手机上的信息。”
现在，重要的是，政客们也在对她采取行动。她抱怨道：“他们要求弹劾我，但这是违宪的，因为我没有违反任何议会程序，” 她接着说：“我很无助，我只有我的律师罗林伯格，我的工作团队，我的顾问，还有我的孩子。我有六个孩子在监狱里，因为他们知道我丈夫被谋杀的消息。但我又问：那其他也知道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在监狱里？当然，我不希望看到我的任何一个孩子进监狱，但检察官办公室声称，它逮捕了一些人，因为他们知道此事，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整个家庭都知道，甚至我丈夫也知道。”
弗洛德丽斯说：“很明显，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逮捕我。他们想让我成为这场谋杀的主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巴西之外寻求帮助，我在乞求帮助。”
弗洛德丽斯爬过她的床，把她的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致命回忆》的广告，这是一档美剧，由帕特·波斯蒂格利昂主演，他扮演的是一位名人侦探，据称拥有摄像机一般的记忆。弗洛德丽斯说：“这就是我想要求助的人，我在探索频道上找到他的。”
曾经超过千人的礼拜场，如今仅剩寥寥十几人
在我采访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弗洛德丽斯在她仅存的教堂，圣贡萨洛的一个巨大的仓库中，主持晨祷。弗洛德丽斯开着一辆黑色丰田车来到这里，西蒙妮的丈夫开车，保镖安德森·梅洛·维莱拉在她旁边。当他们停车时，保镖安德森跳出来打开弗洛德丽斯的车门，扶着她从后座出来。
弗洛德丽斯又恢复了魅力，戴着太阳镜，穿着装饰着蓝色花朵的白色长裙。一群年长的妇女在车旁等候，恭敬地迎接她。当她给予拥抱和亲吻时，安德森向空旷的停车场打了个手势，低声对我说，在过去，那里会有超过1500人。透过教堂的门缝，我当时只看到十几个人。
人类学家卡莉·马查多对弗洛德丽斯的案件进行了密切的跟踪。她指出，许多追随者抛弃了她，但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完全抛弃了五旬节教派。大多数人只是换了个教会，有些人甚至还留在弗洛德丽斯牧师那里。
马查多她告诉我：“福音派教徒并不期望他们的领袖是圣人”。她指出，《圣经》中充满了上帝的追随者落入魔鬼之手的故事。“上帝就在那里，等待着迷途羔羊的回归。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再次相信并跟随牧师，特别是弗洛德丽斯。但最后的审判在上帝的手中。”
弗洛德丽斯带领我参观了教堂的内部：一个封闭的托儿所，一个行政办公室，以及一个餐厅和一个出售弗洛德丽斯CD和DVD的礼品店。在楼上的一间起居室里，她的信徒给我们带来了咖啡和蛋糕。
弗洛德丽斯谈到了这次审判。她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我觉得它即将结束。所有的事情都要结束。”
我们走到了圣殿，这个巨大的房间，铺着白色的瓷砖地板，还有高高的灰色墙壁，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高台，一面墙上画着耶稣，另一面墙上画着“费利斯纳塔尔”（巴西的一个城镇）。
现在房间里有大约三十个人，站在社会上有距离的塑料椅子前。当弗洛德丽斯走向舞台时，他们呼唤着她，舞台上有一名男子和几名年轻女子在电吉他和鼓声的伴奏下唱着赞美诗。
舞台前面摆着一对装饰得像宝座的椅子，一张是她的，另一张是安德森的。弗洛德丽斯跪在它们面前，进行祈祷。然后她登上舞台，把她的手机放在一个拱形的金色讲台上，拿起一个镶嵌着钻石的麦克风，开始唱歌。
在她身后的一个巨大屏幕上是蓝天和十字架的图像，她的歌曲的歌词滚动着，就像在卡拉OK俱乐部一样。伴随着桑巴舞的节拍，她唱道：“我将跨越过去。”
同时屏幕上闪现出地狱之火的图像。在歌曲的间隙，她紧握着麦克风，咆哮着说：“我是一名基督的战士。”
她的教友们将手臂举在空中，闭上眼睛，摇摆着祷告。
唱了六首歌之后，弗洛德丽斯离开舞台，坐在她的宝座上。当她查看她的手机时，台上的一名男子要求信徒们捐款，并称：“上帝不想摸你的钱包，他想摸你的心。”
会众们排着队把钱放进捐款箱，或把他们的信用卡交给带读卡器的教会员工。
之后，教友们聚集在舞台上，做神迹奇事的见证。随着音乐的响起，一个白发女人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打败了新冠”。一位牧师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人做了流产手术，但孩子还是活了下来。
当牧师开始发狂的时候，弗洛德丽斯回到了舞台上，她被拿着红布的妇女包围着，当牧师喊着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时，弗洛德丽斯跪倒在地，妇女们用布盖住她。最后，牧师的声音软化了，弗洛德丽斯被扶着重新站起来，面带微笑。
她被拯救了，上帝战胜了魔鬼。
当好莱坞电影《大卫与歌利亚》的片段在她身后播放时，弗洛德丽斯唱起了她的最后一首歌。当歌声升至高潮，牧羊人杀死了巨人时，弗洛德丽斯重复了那句歌词，“梦想还没有死，哀伤会结束”（注：少年牧羊人大卫靠着对神的信心，杀死了体形硕大的巨人歌利亚，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这个故事是靠着信心消灭敌人的圣经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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