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术课还给孩子?一所广东乡村学校的实验

“这不是什么‘好’学校！”

一位中山出租车司机面色笃定，下了判断。路上，他谈起这所坐落在中山市五桂山脚下的桂南学校，言下之意，这所民办中小学，升学率一般。

同样的故事听得太多了。设计师兼学校美术组老师张耀仁也只得无奈一笑，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成绩”总是大部分人的唯一标尺。张耀仁不这么想。他身材消瘦，五十多岁，来桂南学校五年多了。老P，人们爱这么喊他，他是河南人，在广东待了三十多年，前几年定居附近的旗溪村，与桂南学校校长石磊在这个话题上一拍即合：“乡村的孩子需不需要美育？”

桂南学校学生作品。（受访者供图/图）

独立艺术家、策展人关勇四十多岁，身材颀长，喜欢穿草编凉鞋。他从十九岁开始便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在珠海、广州、澳门等地的幼儿园、小学、美术馆工作。后来，他也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参与到这场微型乡村美育实验之中。

最初，桂南学校有40多个班，1700多名学生，3名美术老师，却没有一间美术教室。2018年7月，桂南学校拿出一楼的六间教室改为美术教室。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有8名专职美术老师，拥有四个工作室和一间图书阅览室。教学内容涉及国画、版画、陶艺、剪纸等。桂南的校园还建有一间微型美术馆，里面摆放着学生们的作品。

探访此地时，南方周末记者惊讶于藏在校园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摆满了校园，大量泥塑作品晾晒在地上，版画作品贴在墙上，装置艺术挂在走廊里，手工作品贴在屋檐下。这些作品颇有童趣，数量最多的是泥塑，有杯盘碗盏、瓶瓶罐罐，也有各种造型奇特的泥塑小人。

桂南学校教学楼走廊上的学生美术作品。（受访者供图/图）

在综合工作室，编织、缝纫、刺绣等工艺品在此完成；民间工艺工作室，学生的；民间美术室，摆满了学生们的版画、剪纸等；在综合绘画工作室，能看到出自学生之手的国画、水彩、油画等作品。

桂南学校的学生版画。（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图）

如果在乡村穿行，也能看到学生们的作品。“孩子的东西是自然的东西。”张耀仁指着乡间小路沿途的学生作品说，“（过去）很多墙上的绘画是比较生硬的。”

2023年8月，关勇等人开启了一项乡村教师计划，为那些来自乡村的一线教师提供教学上的支持，计划两年内完成培训一千个老师的计划。张耀仁说：“做千人计划，恰恰因为我们认为（美育）人是最重要的。”

“没干过木工就干木工，没玩过泥巴就玩泥巴”

本地孩子多选择去开在镇上的公立学校，桂南学校招来的学生基本上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等地。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来到珠三角。学生在上课，父母便在附近街市卖东西，在工厂上班、打零工等。

张耀仁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每个学期都会有学生离开。父辈们离开打工地，孩子们也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学习成绩与美术无关。张耀仁说，他们并没有向学生家长透露美术课程的想法。他理解家长的想法，美术无用，还不如多做几道题目：“家长肯定说，我儿子数学才85分，你能不能美术课的90分钟不让他上，他可能就考90分了。”

关勇有个观点，关于课程，国家统编的美术教材始终是基础，占到课程的七成。剩下的三成，教学团队进行外延和扩展。一到九年级的18本教材内容被打散，与四个工作室重新建立联系。随着年级增长，每个工作室提供的内容日渐加深。

桂南学校的学生水粉画。（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图）

“教材全部打碎，放到工作室里面……课本是比较薄的，”张耀仁举了个例子，“一节课（课本）说泥巴就没了，但是我们让一年级的孩子要连续4周在这里工作都做泥巴，（学生）做完杯子还想做碗，还想做一个带把的器皿，这样这个小孩对泥的泥性和材料的复杂性以及创作的复杂，就有了一个理解。”

提高教师的审美和教学能力是关键。五年前，桂南学校仅有两位美术老师，学生们上课便是拿出A4纸勾画。

“（乡村美术老师）他们的专业度上是不深的，国美、央美毕业的老师怎么会来我们这边？在老师的专业水平没那么高的情况下，怎么可以提升他们的水平？”张耀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干活，教你方法，你没干过木工就干木工，没玩过泥巴就玩泥巴。”

关勇等人更愿意把进课堂称之为进工作室，他们认为艺术是成人世界的词汇，而儿童基础美术教育是“启蒙学生的创意和自我表达”，更像是“一个艺术性的工作”。少谈美术理论，碰到问题，关勇总说“动起来”。没美术基础怎么办？关勇说，那就干活！干着干着，手上就有了感觉。

桂南学校的美术工作室。学生每次上完课，都会按要求把工作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张耀仁认为，这也是美育的一部分。（受访者供图/图）

桂南学校没有额外增加美术课的时间，当然也不允许抢占美术课的时间，学生一周要完成一次九十分钟的课程。四十分钟的美术课根本不足以让孩子们“尽兴”。课程的开端，总有一个欣赏环节。老师将课程相关的图拿来给孩子“看”。九年的时间，学生可以看上万张图，这些图片成为他们审美的来源之一。

比如，二年级的课程《剪纸——变身记》，学生需要学习折纸、装订、剪、拼贴头部，观看黄永玉、小松美羽、韩美林等人的作品；五年级第一学期的九十分钟课，课题为《套色吹塑版画——瓶花》，授课内容包括刻轮廓线、刻花纹，观看的资料包括戴维茨、梵高、马蒂斯的作品等；九年级的课程《综合版画——面具》，学生要学习刻亮度和刻灰度，观看顾恺之、吴道子、张萱的作品。

工作室里有各种设备，包括价值昂贵的版画机，还有各种绘画工具，胶枪、锯子等。据统计，纸张便有三十多种。这些材料来自桂南学校支出。张耀仁说，学校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桂南学校的美术工作室，抽屉里放满了各种不同材质的纸张。（受访者供图/图）

当然，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足够的材料经费。一些材料同样来自土地。美术老师带着学生们收集树叶、泥土、废弃纸张、旧衣服、塑料瓶等。每一个学期，桂南的孩子们会消耗掉成吨的泥土。

美术老师干成了主科学科带头人

张耀仁曾走访过粤西的一些乡村学校，这些学校的留守儿童比例占到了六成以上。在某个镇的中心小学，仅有180个学生。“撤点并校”的背景下，网易数读的数据显示，从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间，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而其中消失的基本都是农村小学。

多位参与培训的美术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印证了这个说法。一位湖南衡阳的乡村教师不无伤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所在的乡村小学，下学期将要合并了。她从外地匆匆赶来，心里带着莫大的期待，想为村里的孩子带来新的东西。工作四年，她看着学生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三十多个。她有些羡慕体育课，校园足球教育是衡阳特色，几乎每个小学都配备足球场并保证体育课时。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骆筱红，人们称她为“花布”，多年来关注乡村儿童生命成长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六年之前，在山区某县，全部乡村20所乡村小学，只有一个专职美术老师，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在200个学生以下的学校有13个编制，“这显然（排课）怎么排都排不过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乡村学校，“一个老师掰开好多个人来用”。“我现在是负责带一年级的班主任，负责阅读课，劳技课，还要负责我们学校的品宣等。”一位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

走访乡村学校的时候，张耀仁发现：师范美术学校毕业的老师，有的十几年来在教主科，没有再教美术，而原本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老师，反而兼职教美术、音乐等课程。一些原本的美术老师甚至成了主科的学科带头人，聊起来“心底总有一些遗憾”。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一位来自湘西的公立小学的80后老师，是当地第二批美术特长生。执教十三年，语数外教了个遍。近两年，学校响应美育政策，她得以重回本行转为专职美术老师，弥补当时遗憾：“美术不是没有门槛，是因为他们觉得教得不好没有关系，不会造成后果。”

美术教育始终被认为是“副科”。在很多时候，副科的课时常被主科“侵占”，尤其是教育资源匮乏的小学，主科老师兼任副科老师的情况较为常见，侵占副科课时，更是“水到渠成”。 “国家层面发了许多关于美育的文件，不可谓不重视。美术老师喜欢上美术课，学生也爱上美术课，但是很多情况下却没有上成美术课。”骆筱红感到心痛。

排课另有玄机，按照正常排课，比如一个语文老师十二节课，使用的是原本的语文课时；但在实际操作中，给语文老师排六节语文课，剩下六节换成美术、体育等课程，自然所有的“副科”都上成语文课。据骆筱红在浙江两个县的观察情况来看，这两年“两张课表”的情况有加剧的趋势。

一位民办小学美术老师来自云南大理某县城，所教的村小有250个学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桂南学校，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同行者。比如，两者都选择两个课时组成一节大课。她所在的学校不会占用美术时间，但是在隔壁的公立小学，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都要考试，课时又不够，老师为了出成绩（只能这么做）”。

“我二十年前画的东西，你们还在画”

南方周末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来培训的美术老师在工作室经历了桂南课堂的美育内容：了解材料-获取材料-制作-老师点评。

乡村老师的水平显然不一。第一节实践课涉及手工制书，老师大多顺利完成了作品。而在第二节的水墨画课上，老师的水墨作品质量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些老师一边创作，一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碰水墨了。

按照关勇的要求，一位陕西安康的美术老师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纸，感受水墨。他不由念起课堂上的学生们，每人发一支毛笔，每人倒一点点墨，让他们在纸箱子上、A4纸上来涂抹，这是他能带学生感受水墨的最大努力了。如果是手工课，也许剪纸最为简单和方便。多位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主要的授课形式就是图画课。

乡村资源困顿的现实仍然存在。一位湖南怀化的美术老师说，学校的资源匮乏，一些美术课的材料甚至需要自己掏腰包去购买，前后花了差不多两万块，“实在是干不了，教室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画板也没有，怎么教？”张耀仁说，他接触到的学校，学生需要自备材料，如果家庭无法提供，那课程很难进行下去。“材料之痛，是美术课程的一个无处遁形的伤疤”。

桂南学校里被学生作品装饰起来的消火栓。（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图）

“不能确保每一个学生拿到美术书带回去”。上述来自衡阳的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所在的地方，连美术课本都无法普及，只能轮流使用教材，

上述来自云南的乡村老师表示，一些教学内容涉及高楼大厦、斑马线等，有的乡村孩子从没出过村子，只在电视中见过。“既然高楼大厦画的是线条和方块，我们就转化内容，考虑怎么回到教学目标”。

桂南学校美术工作室用学生剪纸作业装饰墙壁。（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图）

乡村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或许都是奢望。一位来自陕西的美术老师想起刚刚来学校的时候，校长对他说，全校的美术老师就只有你一个人了，“随便上”。他感到肩膀一沉，但很快，他意识到，这也许意味着远离各种评比和荣誉。。

培训计划并不拒绝城市的美术老师，也许他们的学校资源优渥，但在教学方法上仍有困惑。一位来自北京海淀区的年轻老师提问，课本内容有些统一的要求创新，例如，让学生去在三角形中涂色，教师所做的有限。关勇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把三角形做大呢？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巨型三角形，让学生自由涂色？

这位90后老师恍然。他出身于师范类美术教育专业，如今在海淀某重点小学授课，负责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课程。据他说，无论是课时、资源都充沛，也无乡村教师的兼任困扰。学校的美术老师均受过非常好的专业美术训练。“美术老师的压力来自于‘听课评课’的常态化。”上述年轻老师说，另一个困扰是一周两节课往往间隔几天，加上教材的内容琐碎，学生的学习不够系统。

看过作品后，他评价“这边的孩子（比北京的孩子）做得更活一些”。与许多乡村老师初见校园的惊喜不同，他感受更多的不是美术本身，而是美术之外的东西。现场，一位老师提问，是否应该为孩子进行示范，这是过往多年来的教学模式之一。关勇制止了她。

广州天河区城中村的一位美术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是美术专业出身，从来都是按照标准绘画，学习绘画的公式，画画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公式，而非表达情感。她指着墙上学生的作品说，“第一感觉是非常自由，独一无二”。她想起自己的孩子在区前十的中学上学，参与学校的兴趣班，结果学习的内容和模式和自己小时候毫无差别，“我二十年前画的东西，你们还在画”。

美术是一把盐

桂南没有内部的评比活动，也很少参加外围的美术比赛。张耀仁解释说，美术作品的核心是自我表达，表达内心的感受，这怎么能够评分呢？而且观察那些比赛中的作品，往往能看到老师干预的痕迹。

几年前，张耀仁要设计一个标识。在民间工作室，他看到一张猴子式样的版画。这张版画后来成为标识。按照收藏的标准，关勇特地制作了漂亮的收藏证书，上面有作者名字和作品名，在升国旗仪式时颁发证书给孩子，并给予奖金。

桂南学校美术馆，这里存放创作材料和学生作品。（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图）

“作为平凡的他们，如果能得到美的滋养，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会因此有所不同，”张耀仁说，“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努力照顾好家人；她可能会从田间摘一把野花插在桌上，让平淡的一餐饭变得略有不同……”

桂南学校举办乡村儿童艺术双年展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学生，研究建立了一个数据模型，分析艺术教育对外来务工子女的影响。第一轮的效果分析出来后，得到一个正向性的结论。张耀仁不太愿意将结果功利化和数据化，用以论证美术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他常说，美术就是一把盐，生活需要一点调味品。至于美育的势能和影响，张耀仁不考虑这些，也不在意。

美术始终要落在教育，而非作品上。学校老师有学生作品观察,老师观察和记录学生课堂的行为、习惯、情绪等。比如一本《期末总结美术课堂观察日记》上，写于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的观察日记，每一位学生都以课堂表现、常规习惯、作品呈现来记录，一位学生表现不佳，一位老师如此写道：“往后课堂里，我会努力找到合适这类孩子的创作方式。”

至少在一部分外界观点看来，挤占美术课，增加学习时间，提升升学率才是改变务工子女命运的关键。

桂南学校校长石磊从2017年便在想一个问题，究竟哪些人离我们最近？“厨师、服务员、修理工、清洁工等，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感受源于他们。”石磊说，“我们的学生会有概率成为他们，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据统计，学校仅有35%的学生会升入高中，而剩下的学生则会进入中专、职校等，如果他们对生活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石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五年多的时间，学校陆续投了几百万元，改了教室、建了美术馆、买了材料等，减少了学校的招生规模，从2000多学生减少到了1200名左右，加上学费偏低，学校几乎每年都亏损。有同行跑来学校指着他骂，脑子有问题就去看病，“（他们不理解）这件事能帮我涨学费，还是帮我多招生？”。

“复制”桂南式的美术教育存在难度。关勇在珠海接触过一些学校，几乎到了最后环节，却因老师反对而作罢。关勇回忆说，老师们不愿意干，认为增加了工作量却没带来额外的收入，自己主动要教，老师也不同意。“太习以为常了，”关勇说，“不干就走了。”骆筱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曾给一些乡村学校捐赠画笔、颜料等，结果几年过去，东西仍然囤在那里。

“如果你们了解我们的学生，你们只会做得更多。”石磊说，外来务工子弟的生活奔波、飘摇，在生活的压力下缺少机会去舒缓情绪。如果在很紧凑的生活中，多一个出口，生活会不会好一些？九年的时间，上万张作品看下来，生活的审美会不会提高一些？

石磊成长在工厂的子弟校，从小接触了很多好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数年过去，语数外的知识忘却，却记得过去的美术课和音乐课，生活也得益于当时充盈的馈赠。“别人看我们做了很多作品，画了很多画，这些在我们心里面反而是最不重要的，”石磊说，“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东西去做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是美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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