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7日，法国一名非裔少年奈尔（Nahel
Merzouk）丧命于警察过度执法的枪下，整个过程被民众录下。少年所居住的楠泰尔社区（Nanterre）的居民看着流传的影片，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是错愕与不理解。同样出身于楠泰尔社区的记者阿兰尼（Feurat
Alani）闻讯后直觉地下楼，看到街上人人眼神凝重，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所有人都不发一语。
在楠泰尔，大家几乎都彼此认识，就算不认识奈尔也一定对这张脸有印象，或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奈尔的死对楠泰尔居民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的噩耗，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这群混蛋（指警察）谋杀了那孩子，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合法地杀人。事实上他们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再也回不去了。”
阿兰尼收到这则讯息，就像是预告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当天，夜晚一降临，楠泰尔便陷入烽火。这场火随即延烧到全国各地，所有重要城市及外围郊区都发生暴动。纵火、破坏、警民冲突等，汽油弹与烟雾弹取代了城市原有的风景，政府机关、学校、大型商家等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所有市镇首长都紧张坐镇，警消医护疲于奔命，直升机屡屡在空中盘旋。
枪杀奈尔的警察的同事们纷纷收到死亡恐吓讯息，极右派媒体也趁势将舆论从少年之死转向支持警察、谴责暴民。政府的立场一方面承诺加强警方训练，另一方面却暗示要加强家长的管教责任（参与暴动者多半是未成年人或刚成年的年轻人）。然而这起事件如果能单纯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来看待，要如何解释如此大规模却无组织的全国暴动现象呢？事实上，奈尔之死并非这些暴力事件的序曲，而是30多年来警方与移民社群冲突的其中一个章节。
▌死在警察手下的非裔青少年们
1993年4月6日，巴黎十八区。 17岁的刚果裔少年姆波渥垒（Makomé
M’Bowolé）因涉嫌偷窃香烟遭逮捕至警局，与讯问警官发生口角后，最后却头部中枪丧命。事发当时还有另外两名警官在场，然而他们静静地看着愤怒的同事拿枪抵着少年头部，没有上前劝阻。原来，亮枪恐吓逼供是警局侦讯时的惯常手法，他们以为当天的手枪跟往常一样没上子弹。少年的死亡将警察过度执法的文化摊在阳光下，随即引发民众暴动，接连4日，十八区笼罩在帮派与警方暴力冲突的恐惧中。
2005年10月27日，在巴黎郊区市镇克里希苏布瓦（Clichy-sous-blois），一群青少年下午踢完足球，徒步从球场返家。途中经过一区住宅工地被附近居民看到，怀疑是一群不良少年准备偷东西，便通报警方。少年们察觉警车靠近，为了避免被盘查而跑进附近的变电所躲藏；警察见状遂招集更多警力包围变电所。警笛和无线电声响此起彼落，少年们就更不敢出来。就这样内外僵持了三十分钟左右，直到15岁的塔沃黑（Bouna
Traoré）和17岁的班纳（Zyed Benna）误触高压电死亡。
少年们为何看到警察就想逃？警察面对这些孩子，又为何如此大动作执法？这起悲剧就像是浓缩了长久以来非裔青少年与警察之间紧张关系。这一次，不仅是巴黎地区，而是全国各地的移民市镇都掀起了暴动，警民冲突持续了3个星期，政府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些事件都与奈尔之死大同小异——青少年移民后代，因为一些小奸小恶或莽撞不懂事，在警察过度执法的情况下丧命。这些事件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这些少年都住在城市郊区（banlieue）。
“郊区”在法国社会的语境当中其实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因为在大城市的外围所形成的附属市镇或聚落有很多种形式。有些地区维持农村聚落的形式，与所谓的乡村地区（campagne）没有实际的差别。有些则发展成都市富人的后花园，例如今日巴黎西部豪宅云集的十六区，在19世纪尚未被纳入巴黎市之前，就是布尔乔亚阶级的郊区。
然而郊区一词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仍然是大众阶层（classe
populaire）聚集的城市外围聚落。这些地区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扮演着”核心城市的垃圾桶”的角色，接纳都市生活不想承担的各种元素：重工业、坟墓、贫穷人口等。
▌郊区为何沦为犯罪温床？
1920年代开始，共产党陆续在许多工人阶级聚集的巴黎市郊行政区赢得选举，因此有所谓的”红色郊区”一词。这些左派执政的城镇以劳动阶级的需求作为政策主轴，原本仅有附属地位的郊区从1930年代开始萌生了某种独立的地区认同。
1950年代末期，政府为了纾解战后婴儿潮的人口压力、并改善居住卫生，开始在劳动人口聚集的区域大举兴建大型的集合式社会住宅，短短几年的时间，塔型与排状的大楼就重画了郊区的天际线。
这些充满集合式社会住宅的新生”郊区城”（cité）开创了新的生活想像，不仅确保大众阶级最基本的生活品质，也某程度实现了社会融合，蓝领、白领、新兴小家庭等都共同生活在此一摩登的城市空间。
然而后续的发展也凸显了此一都市计画的局限：无论是在空间地景或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郊区城与历史性自然生成的核心城市都有很大的断裂。而且由于规划仓促，后续维护经费不足，1960年代就开始显得破旧败坏，再加上教育等公共机构资源的分配不平均，郊区城逐渐成为犯罪与失业的温床。
经济能力许可的居民都离开后，留下来的就是最贫穷的阶层。
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同时，法国社会迎来大批非洲移民，大部分就被安置在这些郊区城。当有色人种成为当地最普遍的风景后，郊区城就像是被筑起了隐形的围墙，与外面世界的隔阂再也无法被取消了。之后，历届政府都试图推出新的都市计画，然而承诺的多、实现的少，所谓的”郊区再生”对于居民而言常常只代表外墙重新粉刷。时至今日，郊区的社会问题依然没有改变，就像这首1997年的饶舌歌曲〈Demain,
c'est loin〉所唱的：
“新的油漆后面，还是同样的鸟事。”
▌为何他们如此憎恨警察？
孤立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唯一能在移民社区兴隆发展的生意就是毒品交易。正因如此，郊区成为警察活动的重点区域，警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着郊区生活的日常经验。几乎所有在郊区长大的非裔少年，即便没有从事过任何非法活动，都有被警察盘查或带回警局的经验。
根据研究郊区暴动的社会学者伽隆（Olivier
Galland）的说法，”对警察的恨是所有郊区青少年自我内化的结构元素之一。”而就警察那一方而言，日常巡逻的风险与追缉犯罪的高度压力，也更加深了他们对于非裔人口先入为主的敌意，执勤过程总不乏歧视性的言论与挑衅的肢体动作。恶性循环之下，郊区青少年对警察的恨就像闷烧的炭火，平时可以控制，一旦风起就一发不可收拾。
若想了解生活在郊区的少年们所面对的世界，可以看法国影史上著名的黑白靠片（注：指邪典电影、取自film
culte谐音）、1995年上映的《恨》（La
haine）。启发该片剧情的，正是前述1993年的姆波渥垒事件。故事背景是郊区悲剧的经典情节——某少年遭警察伤害陷入昏迷，入夜后帮派暴动、爆发警民冲突。电影藉由三名年轻人的视角呈现郊区的空间与生活，也呈现他们内心巨大的矛盾与怨恨。他们恨警察，也恨警察背后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他们想要离开郊区城这个鬼地方，然而除了这里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归宿。
1998年，时任总理的乔斯邦（Lionel Jospin）推出警察制度改革，在中央阶层新增”社区警务”单位（police de
proximité ; community
policing），目的正是为了重新修复警民关系，增进警察与地方居民之间的联系，使警察更了解每个社区的特性，以降低执勤时擦枪走火的机率。然而这个政策在萨克齐时期遭到废除。
近日由于奈尔事件，各界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重新施行社区警务制度。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警察制度改革或者新的都市计画，都只是在疮疤表面涂药，无法触及真正的病因。
警民冲突背后真正的症结，是”郊区”这个异体的存在，是集合式社会住宅洗不掉的贫穷标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的空间，是整个社会不愿面对的种族歧视。
受马克宏指派研拟新一代都市计画的波洛（Jean-Louis
Borloo）在2018年的报告中指出，郊区问题将社会的撕裂具体地摆在眼前，真正的解方必须包含教育、就业、地区资源分配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
根据他的统计，这些艰困市镇所能支配的经费比全国平均还低了30%；然而若要将他们从贫穷中拯救出来，还需要比平均多出30%的经费。然而后来马克宏决定不采纳波洛的建议。今天，在奈尔事件爆发后，舆论又开始翻出2018年的报告，检讨当时马克宏的决定。
不过，法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真正的问题？法国人民是否愿意挹注更多的税金在这些右派眼中”活该贫穷的郊区混蛋”身上？如果没有，那他们是否准备好应对下一个奈尔、下一场暴动、甚至下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