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前对许家印的众多声讨，一个集中火力点，或显明或潜在是在抨击“资本无序扩张”。每次看到“墙倒众人推”的现象，不免让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个地产商，到一个城市拿地投资，都不可能离开行政审批与监管。一段时期内的地产神话，也一定与该时期内的制度偏好高度相关。因此，恒大作为宇宙第一房企破灭，表面看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根本是制度环境问题。权力与资本不是两张皮，而是公权力监管下的资本运作。如何理解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制度问题。
2.许家印本人和那些年疯狂的煤老板一样，地产模式和传统采煤逻辑一样，没有创新技术含量，一个是不断借钱找工人盖房子，一个是不断雇挖煤工不断开口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财富密码，主要是和掌握决策权的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缘逻辑，虽然可以转化为合乎程序的官员绩效与财政收入。本质是赤裸裸权力的游戏，只是分工不同，许家印只是一个符号。这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企业创造利润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创新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非依附于权力，制度性套利。而地产模式，只是在不断汲取民力，以往人们上交皇粮国税，现在做牛马同样是如此。
3.由此许家印本人不属于社会精英，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富可敌国，关于他个人成功的神话写成了很多畅销书。他发财之后的表现，像极了入主南京城的洪秀全。最大限度的释放权力欲与情欲，美女歌舞团相伴，极尽奢靡的享受。回头看他没有为社会创造出财富，却增添了宇宙级的债务。恒大涉及到的债务，背后是那些烂尾楼业主接盘，那些与恒大有直接业务合作，又无法兑付的中小企业接盘。债务违约需要许多人透支未来进行偿还，没有法律强制力追偿，就是明抢而已。有很多人撑不到未来，因为银行不会为这些人开绿灯，不然银行就会资金链出问题。即便许家印采取了强制措施，这些追债人的声音，也不会予以公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金兑付的情况下，稳定就是最重要的。这真是很大的困境。
4.许家印不是孤例，恒大也不是一家。这个符号具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如何处置许家印，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然从他被采取强制的时刻，长达两年的各方利益博弈已经告一段落，大体是已经有了方向。在此之前的华夏幸福、融创，此后的碧桂园、富力等等，罪与非罪之间如何平衡，将会影响整个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不确定性成为制度的特点，因此人们拿潘石屹与许家印做比较，来反映企业家敏感度的问题。我觉得更值得考虑的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敏感度，最近那首《大梦》很火，那些掏空几代人积蓄，却只能在烂尾楼里看烛光的家庭，该怎么办？有的人可以背井离乡，有的人却将生命的全部家当托付给了“合法经营”的地产，这是多么悲惨的讽刺。
5.制度问题，是一个发展理念问题。谈到制度，总有一些砖家叫兽，充满了傲慢与虚伪，他们如果看一看此刻恒大模式的坍塌，不知还能不能继续油腻。当然这些人只要眼前利益，哪管洪水滔天。近二十年地产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通过合法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了中下层普通人，同时依靠透支中下层廉价劳动力，来供养一部分人的奢靡享受。以所谓商品房预售制为例，购房者是绝对的弱势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是孤立无援的个人博弈地产雇佣的“法务团队”，法律从现实生活来看，并不服务于普通人。出现烂尾楼后，多是自认倒霉。这种缺乏公民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必然成为禁锢人的牢笼，是非常值得反思与改进的。一点不值得虚无缥缈的优越。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建造了高楼大厦，人们却没有居住的能力，或者干脆没有完成交易，更别谈幸福的个体生活。
6.制度风险源于短视。对于普通人而言，在大时代里最大的幸运，可能是避开与恒大这类的企业产生交易。人们也会侥幸，这一次没有成为制度牺牲品。其实不然，巨额债务最终是需要国民分担，会反映在菜市场的菜价上和工资卡的数额上。因此，每个人是有责任，去进行制度反思的，保持高度敏感性，将制度与个体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关心公共政治的人。制度才会有向公正的方向转变的可能。而非相反，只想成为“人上人”，是非善恶全不重要。如此困局，未来怎么办？这的确值得每个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