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
他说，六亿人收入不足千元，这是求真；他的克强指数、克强经济学避开各种务虚、甚至可能作假的统计数据，另辟蹊径，以用电量、铁路货运量、贷款发放量作为判断经济发展的依据，以就业情况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不仅在国内蔚然成风，而且得到全球顶级投行花旗银行、顶级杂志《经济学人》等的认可和背书，是为务实。
2.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尊重市场、法律和常识的态度。
他说，要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也不能关上。
3.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清廉为官、心系苍生的士大夫传统。
从北大毕业，到官至总理，他一生清廉，家人亦无一人担任官职或利用他的关系做生意谋私利，夫人是对外经贸大学英语教授，唯一的女儿也在大学任教。
他的北大同学、著名的国际仲裁律师陶景洲说，“如果不从政，他也会是中国最顶级的学者。”
每每发生灾情，无论水灾、旱灾、地震、疫情，他总是冲到一线去调研、看望受灾群众，他说，“我真是为我们的人民群众感动，他们很多人还在努力着，用自己的就业为下一代来争取更好的未来。”
4.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保护创新的氛围和文化。
他不遗余力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说要给新事物一点机会，微信刚出来时曾遭遇非议，他说“如果沿用老办法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快递蓬勃发展时，也曾遭遇影响市容市貌的争议，他说要放一放，再看一看；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外卖等共享经济，过去10年，这些新经济业态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就业提供了巨大的动能。
在某一个阶段，网上甚至流传中国互联网“新四大发明”的说法，这多少有些夸张了，但是也反映出，中国的确领先世界进入移动互联网，率先走进了互联网+时代。
李克强曾指出“分享经济是一个新业态。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灵活性很强，多种模式并存，可以说很多事情是‘未知大于已知’。怎么进行有效监管从而更好促进这一产业发展？相关部门首先还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审慎监管，不要一上来就管死。”
一位朋友这样评论：没有比“当时只道是寻常”更忧郁的情感，关于他，只有历史知道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看看我们今天在GPT大模型领域的犹豫不决，或许会有所触动。
5.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身居高位者平等待人、推崇人人平等的理念。
和重庆的棒棒军们合影，总理和棒棒们看上去平静而喜悦。
和政府的同僚合影，大家既有东方政治生态中上下级的秩序感，也有难得的同事之间的亲密感。
他还接待社会绝对弱势的群体如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并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
无论和谁在一起，他都体现出对对方的尊重。
李克强曾感慨说，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
真正的强者，总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是人格层面的平等。
6.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朴素的个体奋斗的故事。
（李克强父亲 李奉三 曾任安徽省文联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1915-1999）
他出身普通家庭，少年时代遭遇10年社会动乱，但没有随大流，没有荒废学业，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就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法律系，是货真价实的北大高材生，此后一路披荆斩棘登上中国最高政治殿堂，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总理。
过去10年是怎样的十年，对中国经济，或是每个个体，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面对各种错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拼搏过、奋斗过，难免也碰壁过、挣扎过，自然也幸福过、感动过。
这种经历也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类似的感受人们多少能感同身受。
7.当人们纪念前总理时，其实是在纪念一种理想主义。
北大自由之精神，犹如一盏明灯，这盏灯不仅照耀过北大求学十年的李克强总理，也照耀着一代代法律人，以及每一个坚信理想主义的中国人。
在龚祥瑞教授家后花园合影（左起：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77级北大法律系83名学员卧虎藏龙，他们在毕业30多年后也是群星璀璨。当年在北大，大家就抱着相忍为国、报效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李总理可谓身先士卒、践行理想的代表，他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化身。
回头看看他留下的这些精神遗产，又是多么丰饶。